特别是为振兴盐业经济，贺珍革除明代盐法弊端，免掉盐户所纳课税，而民众所交租赋，亦仅仅征收原定份额的十分之一。同时，实行“官营专卖”的盐业政策，直接组织掌控。贺珍还特别认识到:涌流不绝的宝源山盐泉，是进行军事储备的经济来源，为求得龙神的保护，进一步把盐业经济搞活，考虑到龙君庙祭祀不丰，而庙旁又多污秽杂物，所以对龙君庙加以整饬，把住在庙旁的居民搬迁到远处，并在庙前建起一座十分耀眼的牌坊。到了辛丑年（顺治十八年， 1661年)，贺珍又在原来的规模上，再次对龙君庙进行了整修，并在庙前新建楼阁，使得龙君庙中香火旺盛，四方香客湮祀不绝，成为宁厂一大游览胜地。
贺珍治理盐场，除了采取“减赋免税”与民休息的政策外，还对内以督促当地农耕民众操练军事作为根本；对外把救援南明永历王朝，共举灭清之事作为大业。
由此可见，贺珍所为，绝不是为了偏安一隅，而是想凭借盐业经济的振兴以图富强，伺机出兵以“勤王灭虏”。
所以，毛寿登把贺珍比作“昔管子治齐”，把治理盐场的作为与春秋时期管子为齐桓公治理齐国相提并论，称颂“公之心，视天下如一家，视朝廷如一身”。毛寿登所写，不乏溢美之辞，但却从中可感知到当年贺珍所为确实非同一般，其治理大宁盐场所带动的盐业经济，在义军以巫巴山地作为根据地与清廷斡旋作战长达十余年的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
明末清初，整个三峡一直笼罩在战争之中，各盐场的盐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弃井、灶逃亡，井灶锐减，几近倒闭。据《云阳县·盐业志》和民国《云阳县志》载：“明末清初，复因战乱，灶毁人逃，直到顺治中期，灶民渐归，恢复生产，产量极微。”“崇祯甲申，张献忠入蜀后，姚、黄、余、李相继为乱，士民逃亡，乙巳（1665年）仅存灶户十二。”逃亡潮迅速波及全省盐业，民国《四川盐政史》云：“川省盐场始于秦代而盛于唐宋，明末清初复败于张献忠之乱，几致全毁，清之中叶乃逐渐兴复，降至清末于焉大盛，竟超历代而上之。”
人人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