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清：汪曾祺的《八千岁》

2020-03-03

《八千岁》是汪曾祺的一个短篇。正如毕飞宇所说，汪先生也不会去写长篇，并且可能就是写，也不一定能写好，因为汪先生的心性，就是制作细家具的，可以精工细作；他不会去造一栋大房子，那太费劲，他不愿意。汪先生首先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会生活的人就是每天随心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并非有什么“远大志向”。汪先生自己也说过，由于他读书太杂，因此，不可能成为“专家”，只好去当“作家”。

《八千岁》写的故事，是20世纪30年代，因为里边的“813”沪淞会战，就指明了时间。小说是写人的，主角是一家米店的老板，令人难忘，这种人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有，只不过生活细节不同而已。他靠八千个制钱起家，故人称“八千岁”，——始终也没有交代姓甚名谁，估计就是因为作者想，这样的人很多，而且各地皆有，各代皆有，因此，管他张三李四，都一样。

八千个制钱是多少呢，相当于两块七角银元。不多。后来呢，发了。发多大，没怎么说，因为他很闷，有财不外露，有点上海人“闷声发大财”的味道。但光是买两头大黑骡子，就花了八百大洋，可见也不会很差。

这个“八百大洋”，有意思，后面写到，八千岁的“命”，明里值八百，暗里也就值“九百”，只比两头骡子多一百。这也说明，在兵荒马乱年代，人的命，也不怎么值钱。八千岁毕竟还是个店老板，才值“九百”，如果是走伕贩卒，估计分文不值。汪先生的先生，沈从文先生就写到湘西的情况，当兵的可以在路上，用刺刀把人挑了，跟闹着玩儿似的。

那八千岁靠什么发家的呢？勤劳，节俭，善营生。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小地主小财主的典型致富方式，现在也是，估计将来也是。勤劳和善营生，这在任何时候应该都是优点，百恶懒为首嘛。小说中多处说到八千岁的勤劳和善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