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汪曾祺的小说，有时像喝普洱，第一道是喝不出真正的味道的，需要喝到第三道第四道，味道才出来；汪曾祺的小说，也像普洱，刚出炉时也许并不引入注目，可放着放着，味道就出来了，而且更浓郁。

一般说来，作者希望自己的书，或者是“畅销书”，或者是“常销书”，当然，二者兼顾最好，比如《飘》。当然绝大多数的，既不是“畅销书”也不是“常销书”。汪先生的书，属于“常销书”。“畅销书”往往追逐热点，“常销书”则写的人性。人性千年不变，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人性的领悟更多更透。而人，第一是要不断延续的，第二是要不断变老的。

毕飞宇解读汪曾祺的《受戒》，讲到汪曾祺不是可以学的，而是拿来爱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没有汪先生那样的学养和阅历，不可能写出他那样的作品。但当你阅读他的作品时，真正是一种享受。这种享受，是阅读《红楼梦》时有的，是阅读《阅微草堂笔记》时有的，是阅读《边城》时有的。

我不是小说家，也不是小说评论家，但这不妨碍我也可以对一篇作品“说三道四”，因为我是读者。专家有专家的眼光，粉丝有粉丝的观点。

《八千岁》是汪曾祺的一个短篇。正如毕飞宇所说，汪先生也不会去写长篇，并且可能就是写，也不一定能写好，因为汪先生的心性，就是制作细家具的，可以精工细作；他不会去造一栋大房子，那太费劲，他不愿意。汪先生首先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会生活的人就是每天随心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而并非有什么“远大志向”。汪先生自己也说过，由于他读书太杂，因此，不可能成为“专家”，只好去当“作家”。

《八千岁》写的故事，是20世纪30年代，因为里边的“813”沪淞会战，就指明了时间。小说是写人的，主角是一家米店的老板，令人难忘，这种人过去有，现在也有，将来还有，只不过生活细节不同而已。他靠八千个制钱起家，故人称“八千岁”，——始终也没有交代姓甚名谁，估计就是因为作者想，这样的人很多，而且各地皆有，各代皆有，因此，管他张三李四，都一样。

八千个制钱是多少呢，相当于两块七角银元。不多。后来呢，发了。发多大，没怎么说，因为他很闷，有财不外露，有点上海人“闷声发大财”的味道。但光是买两头大黑骡子，就花了八百大洋，可见也不会很差。

这个“八百大洋”，有意思，后面写到，八千岁的“命”，明里值八百，暗里也就值“九百”，只比两头骡子多一百。这也说明，在兵荒马乱年代，人的命，也不怎么值钱。八千岁毕竟还是个店老板，才值“九百”，如果是走伕贩卒，估计分文不值。汪先生的先生，沈从文先生就写到湘西的情况，当兵的可以在路上，用刺刀把人挑了，跟闹着玩儿似的。

那八千岁靠什么发家的呢？勤劳，节俭，善营生。这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小地主小财主的典型致富方式，现在也是，估计将来也是。勤劳和善营生，这在任何时候应该都是优点，百恶懒为首嘛。小说中多处说到八千岁的勤劳和善营生。

先说勤快。八千岁成天都在店里，这是本分，且不说。也能干，能吃苦，一个人把两个大天井里晒的稻谷，翻一遍也不觉得累，连师傅们都佩服。

八千岁也会经营。米分“头糙”“二糙”“三糙”“高尖”，还有糯米、晚稻香粳，这是针对不同的顾客，满足不同的需求的，现在叫“细分市场”。光靠买米，油水不大，所以，八千岁还要做稻子生意，稻子收成时买进，等到青黄不接时卖出，贱入贵出，从中取利。现在叫“多元化经营”，还叫“纵向一体化”。稻谷的品种、成色、质量，靠手上功夫就能分辨，不需要仪器，当然那时也没有仪器。所以，人的很多原始能力，是会随着技术的进步而退化的。

八千岁真正能做到“顾客至上”，对顾客很熟悉，人一进来，买什么米，买多少，不用问，保管客人满意。他没有领导，也没有上级主管部门，没人要求他这么做。

当然，小说里更多的，是说八千岁的节俭了。

先看吃的。自家开着米店，却只吃最便宜的“头糙”米。菜是一成不变的熬青菜，有时放两块豆腐，只有初二、十六才打牙祭。看到这里，我就奇怪了，一般人家是初一、十五，他为何都要晚一天，难道是为了让钱多生一天利息？即便是打牙祭，也就是加一碗肉或一盘咸菜煮小鲫鱼。父子二人，和碾米师傅一起吃，有肉时每人方方的两块，有鱼时一人一条，——记住，是“小鲫鱼”。如果有卖稻谷的客人来，给客人吃的菜，他不沾。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赌钱不看戏不嫖女人。

穿呢，“一年到头穿那么一身衣裳”，还打了许多补丁。看到这里，我就想，服装设计史上最伟大的“创造”，就是现在流行的这种“乞丐服”了，好好的衣裳，要故意弄出很多破洞来，还筋筋吊吊的，好“随风飘扬”似的。要是早有这样的款式，八千岁也不用打补丁了，只要不露出敏感部位，都不碍事。并且，为了节约布料，长衫的下摆要离脚面一尺，而不是长到脚面。这就有点不伦不类了，叫“二马裾”。八千岁的理由是，“衣取蔽体，下面的一截没有用处，要那么长干什么？”嗐，现在这种不长不短的裤子，也早就有了，连“衣不蔽体”的服装都早就有了。中医告诫，露肚脐眼露肘关节露膝关节都不好，易招寒气，不利于健康。但人家年轻，火旺，怕什么寒气？至于以后，那早着呢，以后再说，及时爱“美”要紧。看来这美不美，也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看来，我们的八千岁早几十年就引领服装界的潮流了，可惜也太早了。

就连经营方面的投入，也是要节省的，当别人都已经用机器轧米时，他还在用石碾子碾米，因为舍不得这副碾子，也舍不得骡子。好在有些人家不爱吃机器轧的米，他生意不坏。

汪先生的小说，看似闲笔，其实没有一笔是闲的。小说里其实还有另外几个人物，先列出来。开始一看，彼此似乎无关，最后，全被“八舅太爷”这根“绳子”牵到一块了。

按出场顺序，分别是：八千岁的儿子“小千岁”，宋侉子，虞小兰虞芝兰（后者为前者之母，操同业，卖身，前仆后继），左邻右邻，八舅太爷。左邻是开厨房的，人称赵厨房，能做满汉全席；右邻是家烧饼店，卖的是最便宜的烧饼，只涂很少一点油，不像那种加料插酥的“桶炉烧饼”。八千岁当然不会去左边，只会往右拐。最后出场的是“八舅太爷”，从小是个无赖，最后东搞西搞，出场时，已是“旅座”，想弄谁弄谁。

“男二号”应该是宋侉子了。有意思，“男一号”无名无姓，只有外号，到了“男二号”，开始有姓了。此人与八千岁正好是一个对照，豪放，大方。八千岁的那两匹大黑骡子，就是花了八百大洋从宋侉子手头买的，最后也是宋侉子去救的八千岁的命。

连店里的竖匾、字条，都不是闲笔。竖匾是“食为民天”，估计是开店时请人写的，与经营范围贴切，取“民以食为天”之意，跟理发店的“虽是毫末技艺，却乃顶上功夫”，以及茶叶店的“门迎四方客，香闻一盏茶”等类似。字条是“僧道无缘”和“概不作保”，是八千岁自己写的。看来八千岁还有点文墨。这两个字条，折射了八千岁的为人：既吝啬又怕事。其实，汪先生在这里已经埋下伏笔了。

最后，所有一切，都因为“八舅太爷”联到一起了。八千岁因为太节省，自然就不会想到去给“八舅太爷”进贡。于是，八舅太爷找了一个借口，就把八千岁抓了，看来“舅太爷”比“千岁”厉害，虽然都是“老八”。罪名很简单，“通敌”。这是可以杀头的罪。那时，对于手里掌握兵权的人来说，杀个人，比杀只鸡还简单。人到处都是，鸡不一定好找。

八千岁被抓走时，头脑还是清醒的，对儿子说，“赶快找宋大伯去要主意”。宋大伯就是宋侉子。宋侉子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把大黑骡子卖给八千岁，把赚的钱拿到妓女虞小兰那里享受，又在八舅太爷来驻防时有过交往，虽是无奈也是顺水人情地，送了自己的踏雪乌骓马给八舅太爷，而八舅太爷来驻防后，自然就霸占了虞小兰。于是，接下来的故事也就好推理了：宋侉子先找到八舅太爷的秘书了解情况，又找到虞小兰去帮着求情。最后的结果是：本来要价一千大洋的，减到八百，外加单独送虞小兰一百。再加上宋侉子说了好多好话，又请了八千岁的两位同行作保，把八千岁的命保住了，还“省下”一百，八千岁还是满意的，“好像他凭空捡到一百块钱似的”。

就连左邻赵厨房，也因为八舅太爷而联系起来了，不仅仅是作为右邻烧饼的对比而已。八舅太爷换防要走了，不是从八千岁那里敲了八百吗，人家八舅太爷是干大事的人，最瞧不起像八千岁这样节省的，他拿了六百给虞小兰买一件西狐肷的斗篷，拿两百办酒席，一个子儿都不剩。他不需要剩，反正有了“旅座”这顶帽子，到哪里都有。八舅太爷点的，就是赵厨房的满汉全席。

看看，一点都没有闲笔。

经历了这场劫难，八千岁也想通了。这次如果无人作保，自己也回不来，于是，把店里的“概不作保”字条刮掉了。想想单独留一条也不对称，就把“僧道无缘”也刮掉了。想想自己节俭一生，抵不上当兵的敲一次竹杠，于是，也不穿“二马裾”了，增加了布料，长衫盖到脚面；也不吃隔壁的烤饼了，对儿子说：“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虽然节俭的本性难改，但毕竟从烧饼提升到三鲜面了。

小说就结尾了。结尾的这句“给我去叫一碗三鲜面！”令人忍俊不禁又回味无穷。

评论界认为，汪曾祺的小说，属于“散文式小说”。韩少功在一篇文章里说：“说得清楚的写随笔，说不清楚的写小说。”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汪曾祺的小说，到底是随笔呢，还是小说呢？是说得清楚的呢，还是说不清楚的呢？

2020年2月26日于江津双福

图片来源：东方IC

鸣家简介：胡伟清（公众号：明亮课堂），笔名：古元、柯博、南湘子。喜马拉雅“胡说清谈”主播，管理学博士、经济学教授、专栏作家。毕业于于四川大学物理系、浙江大学经济系、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先后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金融机构、咨询公司任职。发表专著、论文、中短篇小说、散文、财经评论等百余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