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在抗“疫”的日子里，我欣喜地读到一些既接地气又有贵气的诗篇。素以快手著称的诗人黄亚洲的几十首作品已经结成抗疫诗集《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在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黄亚洲举起他的行吟诗的摄影机，记录下一个个珍贵的镜头，展现了作为一个诗人的责任感和“用很多很多的眼泪把祖国洗干净”的情怀。当然，这次不是真的行吟，他没有“行”，也不可能出行，他在努力用“视通万里”的双眼和“思接千载”的双耳，用自己的一颗诗心，去扫描抗“疫”的前线和后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镜头。诗集里有一首《李兰娟团队的刀尖，多么凌厉》：“她那72岁的年龄，算得了什么/她现在牙齿也很好，她是绍兴人，秋瑾与鲁迅的老乡/平生的最爱，就是啃硬骨头。”应该说，在灾难的诗意提升上，许多诗人也在啃硬骨头，他们和同胞一起，与祖国同在。
陆健的《我想像》是一首我读到的好诗。这首诗构思很巧，诗人站在今天想像明天，想像“疫情退去，人们小心翼翼/脱下一身的冰雪/开始尝试着露出笑脸”,想像点燃鞭炮的时候，人们“脸上的泪干了，心里的泪不干”，因为——
这不是一场胜利
这是一次哀悼
诗人说出了同时代人的焦虑和期望。上个世纪徐敬亚有一首《早春之歌》：“春天的日历上并不是篇篇都印满鲜花，/春天的疆界并不全都和火热的盛夏接壤。/不要忘记，她的另一端还连着冰雪呢”。迎接春天的时候，一定要有不忘记冬天的勇气。正视冰雪，记住冰雪，反思冰雪，我们才会有真正美好的春天。这就是诗的贵气。诗人的敏感和智慧，提升了同时代人的警觉与思考。
运用诗家语的能力，这是评判诗人优劣、文野的另一个基本标准。对于写灾难的诗同样适用。
在诗的形式美学要素中，诗的语言非常要紧。宋代王安石把诗歌的语言称为“诗家语”，有其道理。
诗就是诗，使用回车键并不能把一篇散文变成一首诗。
诗家语不是一般语言，诗人进入创作状态以后，他就离开了现实世界，“肉眼闭而心眼开”，在心灵世界漫游。诗的本质是“不可说”，它是无言的沉默，无声的心绪，无形的体验，以言来言那无言，以开口来传达那沉默，这是诗人永远面对的难题。所以诗人往往感叹：“情到深处，每说不出” ，“口开则诗亡，口闭则诗存”。一般语言必须经过质变才可能锻炼成诗家语。张错写情人：“如果我是开水/你是茶叶/那么你的香郁/必须依赖我的无味”；杜运燮写秋天：“连鸽哨都发出成熟的音调”；黄永玉写文革中的人：“他是动物/却植物似的沉默”；舒婷写理想：“理想使痛苦光辉”；傅天琳写学生的暑假：“让我们把暑假放得远远的/放到九寨沟去放到草地去”。精炼，别致，情思含量很高，在散文里绝对是遇不到这样的语言的。
诗家语也不是特殊语言。诗人越成熟，他的作品就越平淡。镂金错彩，珠光宝气，华词满篇，扑朔迷离，是写诗幼稚病。“才大于情”绝对不是诗人高明的证明。如我的四川老乡苏轼所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诗家语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语言呢？它是一种言说方式，一种诗人“借用”一般语言组成的诗的言说方式。一般语言一经进入这种言说方式就发生质变：意义后退，意味走出；交际功能下降，抒情功能上升；成了具有音乐性、弹性、随意性的灵感语言，内视语言。用西方文学家的说法，就是“精致的讲话”。
从生成过程来看，一首诗有三个阶段：诗人内心的诗——纸上的诗——读者内心的诗。因此，诗的完成就是从（诗人）内心走进（读者）内心。诗人内心的诗是一种悟，得通过诗家语从心上走到纸上。驾驭一般语言，构成奇妙的言说方式，这就是诗家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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