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在一场灾难以后，总会迅速地出现一批又一批的诗，形成一股热潮，而后，这些诗又会以出现时那样的速度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来的只是极少的篇章。只有这些极少作品能以它们的诗质经受住时间的淘洗，取得生存的资格。
这样的诗歌现象难道不值得记取吗？诗坛需要反思。面对巨大的灾难，诗歌绝对不应该沉默，但是只是蹭题材的热度，诗的生命将是短暂的。写灾难的诗仍然需要守住诗的门槛，应景，一哄而上，只能昙花一现，甚至让灾难诗变成诗灾难。
近些年，诗坛的弊病就是同质化的平庸“作品”随处可见，每天成百上千首新写的“诗歌”涌出，似乎写诗已经成为天下最容易的事。好诗、大诗却屈指可数。
有一种流行理论，据说新诗的“新”就在于它的无限自由。在这些论者那里，新诗似乎就是随心所欲地书写那些与大众无关的个人体验的“艺术”，就是在语言上没有审美规范的任性的“艺术”。
其实，诗在诗情提炼和诗语提炼上都有自己的规范。
诗情提炼首先就是接地气。诗人要有入世的热情，就像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对联说的那样：“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诗抒发的是艺术情感：经过淘洗、提高的社会情感，而不是原生态的私人情感。个人身世的琐碎情感不具备入诗的资格。以自己的独特嗓音唱出与众人相通的人生体验，才可能成为时代认可的诗人。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贺敬之写打倒“四人帮”的欢乐： “不是国庆的国庆啊/不是过节的过节”；李瑛写悼念周恩来的哀思：“我只相信，即使把他交给火/也不会垂下辛勤的双臂”；诸如此类的名篇之所以得以流传，就是诗人说破的正是大家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人生体验。就像《白石诗话》所说：“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易言之，自不俗。”
翻开诗歌史，优秀诗人几乎都不会只热心守护自己心灵，总有家国情结，诗人是“心事浩茫”的思想者。大格局成就大诗人。“心催泪如雨”的李白，“穷年忧黎元”的杜甫， “划呀，划呀，父亲们” 的昌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海子；都是令国人处于呼应状态的姓名。以身许国，准备马革裹尸的辛弃疾，“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不是在用墨，而是在用血和泪铸造词章了。
拒绝“私人悲欢”，广接地气，诗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地气是指深入社会现实和把握时代精神，和到生活中去浮光掠影地浅尝辄止绝缘。
对于诗，只接地气是远远不够的，诗情提炼更需要贵气。有贵气的诗才拥有艺术的力量，去升华人们的现实世界，净化读者的心灵世界。
所谓诗的贵气，就是诗化处理。诗人不但要有入世的热情，也要有出世的智慧，所谓“有第一等襟抱，才有第一等真诗”。对于滚滚红尘，诗人要给予诗的观照，诗的提升，从共同经历中找到自己的“个别”，从历史进展里抽出个人的角度。敬畏人性的纯净，倾听内心的声音，寻找诗的品位，在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里和读者一起寻找回家的路。
人人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