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90年代，父亲的蔬菜开始变成了商品，一些老乡奔向沿海打工，留下空闲的土地，家里大致可以种上10个人的份地，生产效率算是提高了一倍，除了粮食自给，可以有一点地种植蔬菜。可惜90年代初期农民负担还是比较重，每年缴纳的提留和费用要好几百元，比我读书的学费还多，农民手里又经常没有现金，需要等到年底销售肥猪的时候把费用补上。家里有一头老母猪，喂了11年，每年都下两茬，大约有22头，父亲总是很高兴的对母亲说：“这头猪很争气，是带财的。”
家里有一块地方方正正，有四分地，父亲最为喜欢，命名为“方四分”，是家里主要的菜地。邻居刘幺叔常年在外打工，也把菜地给了父亲，这样就可以多种植一些蔬菜，一般是上半年种植西红柿、豇豆、四季豆、苦瓜、冬瓜、丝瓜，下半年种植白菜。在我求学期间，费用日渐提高，父亲就靠种植蔬菜贴补家用。
1994年到1997年是中国农业收益好一点的年份，父亲的菜地收获不错，高峰期每天有几百斤上千斤的西红柿销售，常常是凌晨2点休息，早上4点、5点又要起床，到镇上去占摊位。公路不通，几百斤的蔬菜就靠肩挑背磨，运到乡场。我放假的时候，也参与劳动，慢慢也能挑一百来斤，在劳动中感受父亲的艰辛，感受农村缓慢的社会进程。
父亲直到生病去世的前一年，都还在种植蔬菜。大学毕业后，父亲没有沉重的学费开支，家里经济状况有所改善。每次回家，父亲总是高兴的带我看绿油油的菜地，看刚刚种植的果树，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家里来了客人，父亲也会请他们看看自己的庄稼，把种植的柚子、李子、桃子、葡萄送给大家品尝。劳动已经成为父亲的寄托，土地成为父亲的骄傲。直到去世前，父亲都在念叨自己的土地，可是囿于父亲的病情，一直在医院治疗，最终没有回到地里看一眼。
没有父亲的土地，农地闲了，开始长草了。没有父辈的土地，开始撂荒了。父亲长长的背影就像故乡的山峦，绵延不断，延伸远方。
人人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