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现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重庆市名人事业促进会副会长，《重庆晚报》文化顾问，重庆市文联荣誉主席。曾任中国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全委委员，第一届重庆直辖市文联主席。

鲁迅文学奖及其前身全国文学奖多届评委，著有《吕进文存》等诗学专著47部（共86卷），获第七届世界诗歌黄金王冠。

封建时代，中国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这句话出自《孟子》。媒，就是男方的媒人；妁，就是女方的媒人：一辈子的婚姻大事，靠媒和妁的介绍，由父母决定。

这种时代当然早已翻篇，现在的少男少女在选择异性朋友的事情上非常自主，不容他人置喙。不过，好像研究生导师情况又不一样。从学生蒋登科开始，长期以来，新诗研究所的研究生，喜欢把朋友带到我的面前“过堂”，其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趣闻。

一位来自四川的女生，交了一个在北京的男友，是一个军人。那年我要去北京参加文代会，女生说，机会难得啊，请我务必接见，评估评估。那次出席文代会的重庆代表团，由时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翁杰明任团长，我任副团长，我们两人同时入选大会主席团。所以，除了大家开的会，我还有许多额外的小会，到北京以后，一直抽不出时间。

有一天，快到上午11点了，有个空挡，我马上联系那个男友：这个时候方便吗？他说：我是中央警卫团的，正在警卫文代会啊，我马上到。不多一会儿，那个男友拎着一个大花篮露面了。敬军礼，握手，坐下，谁知，才交谈几句，我就接到电话：要我马上去开主席团会，只好告别。

回到重庆，我对女生说，我是开会的，买花篮真不划算，花了一百元吧？女生笑起来：在北京，一百元到哪里买花篮哟，至少八百吧！女生说，因为要见我，男友可紧张了，夜不能寐，到网上查资料，准备了八个诗学话题，结果呢，没有谈的时间。女生问我印象。我说：这人不太高呀，行吗。女生说，吕老师，他的身高可是1米8啊。我一惊，忙说，啊，没有看清楚！

另一个山东女生，非常有才，也是年级公认的美女。她的学位论文《由“红”到“黑”：对闻一多诗歌意象的一种阐释》写出了新意，在武汉大学的闻一多国际会议宣读，获得好评，后来又评为“重庆市优秀硕士论文”。她的男友到学校来了，女生要我“把关”。

男友在女生陪同下来我家。小伙子在部队的仪仗队当过兵，长得很帅气，但是，高中毕业就去当兵，没有读过大学。在开朗活泼的女生和我谈话的时候，他一直不敢说话。告别时，他指着客厅茶几上的一件礼物说：老师，这个东西不要转送哟，这就是他那天唯一的一句话。

晚上，女生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怎么样？看来她很有信心的。我说：不太合适吧，你是硕士生，他是高中生。女生沉默了。这个年级毕业以后的一天，我这里得到“情报”，山东女生要结婚了。她特地向同学们打招呼：千万不要让吕老师知道呀。我立即发去短信：“祝新婚幸福。”她大惊：吕老师怎么知道了？后来我出差山东大学，他们带着儿子来宾馆看望，女生在山东财大当团委书记，男生做电脑生意，同时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孩子聪明可爱。一家子和和美美的，很幸福。我连忙检讨，当年误判了，抱歉抱歉。

后来我明白了，屡屡误判，往往是觉得自己的学生很优秀，所以总是产生对方“不配”的错觉，其实是“门当户对”的旧思想。我学会了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过堂”也就变成了纯粹的“拜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