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人多声杂,反而安全”。过去一些老茶馆为避嫌虽在土墙壁、木柱子上贴上道林纸写的“莫谈国事”等提示标语,而绝大多数情况下,其实你说点什么也根本不会有人管你,除非你被特务跟踪,非抓你不可。小老百姓人家穷,必然有牢骚满腹,埋怨一下当今的生活,感叹一下时局,也算不了什么。
朝代在更迭人心不稳,物价飞涨,钱不算钱,成了通货膨胀的费纸,老百姓当然要骂他几声龟儿子、老子的,人嘛骂了消消气,还可坐怀人生得失。买点香脆的豆腐干放在瓷盘里,用小筲箕装几个麻酥饼,大家三言两语又可多再坐一会了。
在巴金中篇小说《第四病屋》中描述“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我用葵扇赶走它们。”陪都的生活单调又正常,只要日本飞机不来,街上叫卖声也还彼此起伏“醪糟曲、大酒曲,消化嗝食打食曲”,“炒米糖开水”。
毕竟抗战八年重庆猛增这么多人,从西南边隅的长江码头嬗变为一个抗战重工业城市,名副其实的中国抗战大后方,政治、军事、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