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现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旅游局局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重庆市沙坪坝区高层次人才。曾获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师”，重庆市首批“巴渝新秀”青年文化人才，“十二五”期间（2012年--2016年）获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系统先进个人。

组织实施了冯玉祥旧居、郭沫若旧居、张治中旧居等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性修复工程。主编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和《沙坪坝文化地图》等书籍。歌曲《又唱红梅赞》获重庆市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获2016年重庆市司马迁奖。专著和研究课题两次获重庆市人民政府奖。

资料来源〡 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抗战（沙磁）文化（二）

主编〡李波 张建中

出版〡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期〡2012年4月

文化区各界民众，包括广大农民群众在内，爱国主义觉悟极高，能团结御侮坚持8年之久，除有日机空袭作为反面教材外，也得力于文化区内形式多样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开展。

一、各类救亡团体的建立

1935年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消息传到重庆，重庆大学连夜组成学生救国会，并致函重庆市内各学校，发起成立了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开展一系列救国活动。12月27日，他们派代表12人向重庆行辕、市政府和国民党党部请愿，要求即日出兵收复失地、讨伐叛逆；继而组织80个宣传队到小龙坎、磁器口、城区、南岸和江北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年底又决定出版救亡刊物《救国月刊》，创办民众夜校；策动组织全川学生救国联合会，并协助各界民众组织救国团体，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1月11日，重庆大学理学院学生趁各省学生代表进京请愿之便，电告南京中央大学同学，倡议组织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团结全国同学，作政府御侮的后盾。

以重庆大学为首的重庆学生救国联合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影响很大，一开始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拒斥。1936年2月初，教育部指令各校“停止学生一切救国工作”。3月中旬，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勒令解散了重庆学生救国会，但重庆学生抗日救亡活动并未止息。6月，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重庆市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与其他各界救亡组织相互配合，开展了反对日本企图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悼念鲁迅先生逝世、援助绥远抗战募捐等重大活动。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形成，抗日救亡变成了合法运动。1937年7月下旬，重庆市政府倡办的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成立，并创办《抗敌导报》作为该会的宣传刊物。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中央大学、天津南开中学、中央工校、国立药专、大鑫钢铁厂、豫丰纱厂等一批工厂学校迁到沙坪坝，和重庆大学、省教院、省女职校等构成了文化区抗日救亡运动的主流。

1937年12月5日，重庆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在重庆市商会礼堂正式成立，中大、重大、省教院、省女职校、南渝中学、重庆联中、川东师范等27校代表参加。中大、重大、省教院等9校被推选为理事，重庆大学为主任干事。1937年下半年，沙磁区各界救国会成立。中央大学的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黄大明任总干事，重大学生聂士悫、严文源分别担任组织干事和宣传干事。他们联络区内各大专学校、职业学校以及中小学师生，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有的在工厂区帮助建立工人救国会小组，有的去农场帮助建立农民救国小组。1938年，沙磁区各纱厂、炼钢厂都建立起了工人救国会小组，24兵工厂还组织了工人读书会和工程技术人员学习会等救亡组织。区内中等学校的救亡组织也在中大、重大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省女职校在郝文彪、荣高棠的领导下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南渝中学开展募款、宣传、慰劳、战时训练等工作，在重庆抗日救亡工作中产生很大影响，其抗日救亡工作以校训“公”“能”的南开精神为指导，提出：抗战工作应具有教育意义，提高工作效率，参加人员应尽最大的努力，同时，从建国方面应注意基本技能的培养，为将来的国家建设做好准备。

抗战期间，文化区各校创办了多种多样的刊物及壁报来进行抗战宣传、团结进步力量。1937年7月，重庆大学成立“重大文艺研究社”创办《重庆文艺》壁报，除刊登文艺作品外，大量刊登宣传抗日的文章。同年10月上旬，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成立，创办《群众周报》宣传抗日救亡；还出版《五月》抗日宣传专刊。在专刊上，工学院院长税西恒发表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强烈呼吁“只有举国一致的抗战才能不当亡国奴，抗战胜利才有希望”。《五月》抗日专刊的出版，在师生中影响很大，推动了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抗战后期，重庆大学又办有《正言报》《自由钟声》《纵横谈》《新新半月报》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8年1月，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全民抗战》星期刊。该刊第四期曾载有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目前抗战形势与今后任务》和节述的《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两篇文章，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推动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广泛深入开展。中央大学于同年创办的《新民族》周刊亦以“以发扬民族精神，树立建国意识，以增进抗敌力量”为宗旨，宣传抗日救亡。此外，中央大学还创办了抗日宣传壁报《建国周报》《太公报》《学府周报》等。

四川省立教育学院1935年8月创办的《现代读物》在抗战期间亦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它以各种专号的形式，探讨抗战的经济、政治、生产、教育问题，为抗日救亡运动建言献策。比如：经济作战特辑、四川专号、生产问题论辑、新县制专辑、财政问题专号、教育问题专号、战时教育专号等。其刊登的文章大都观点新颖、见解独到，多为当时的政界、学界名人所作，对抗日救亡运动起了很大的引导、促进作用。

南开中学铸陶社和战时工作委员会，在抗战初期，常在沙坪坝、小龙坎街头张贴壁报。《晨钟》《雷电》办得很有影响。南开中学《公能报》创刊后，经常刊登重要时事新闻和评论，并与《细流》《牧童》《曦报》等壁报联合组成壁报联合会，宣传抗日救亡。

中央工业专科学校文化走廊常贴有各种壁报宣传抗战，受到广大师生的关注。1941年创办《工业青年》，该刊反映了抗战期间沙磁文化区的工商情况，对学校和居民区遭敌机轰炸也有记载。

二、抗日救亡宣传团下乡

抗战的推进使沙磁文化区的青年学生们进一步认识到：国事危急，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欲拯救中国，复兴中华民族，唯有实行长期抗战之策略，以争取最后胜利；同时竭力唤起民众，训练民众组织，使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从1937年开始，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南渝中学等校的师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利用寒假、暑假，派出乡村宣传团、服务团，深入农村加紧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以教唱抗日歌曲，举办各种时事报告会、专题报告会、学习讨论会等形式，唤起广大民众，充实抗战力量。

1937年底的寒假，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组织了沙磁区第一个乡村宣传团赴川东各乡镇宣传抗战，在二十天的时间里，经过八县三镇，估计听众达五万余人。师生们运用教唱抗日歌曲，演出话剧，活报剧和街头剧，发表通俗的演讲等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残杀我国同胞的野蛮罪行。在1937年到1940年的几年间，重庆大学的师生们共组织了四次乡村宣传团，奔赴重庆周围的一些县区进行救亡宣传。在这四次抗战宣传活动中，以第二次宣传活动的队伍最大，时间最长，行程最远，效果也最好。这次有师生26人参加，分文书、事务、交际、演讲、戏剧、歌咏六个组，前后27天，跑了8个县，3个大市镇和三个乡场近800千米路程。通过宣传教育，激起了这些地区广大民众对侵略者的愤恨，提高了他们对抗日战争伟大意义的认识，推动了所到县、镇和乡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同时也使宣传团的师生受到深刻的教育，培养锻炼了一批抗日救亡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骨干。

重庆大学师生第二次乡村宣传团总结报告于1938年3月13日在《国民公报》星期增刊上发表后，推动了重庆和沙磁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南渝中学战时工作委员会与怒潮剧社共同组织了春假宣传队，于1938年4月10日出发，第一大队赴悦来场一带，以壁报讲演工作为主进行抗日宣传，并演出街头剧《当壮丁去》；第二大队以街头剧演出为主，赴北碚一带，先后在白庙子、黄桷镇、金刚碑以及北川铁路一带演出《当壮丁去》《觉悟》等街头剧，并在北碚民众教育馆舞台上公演。为了让城区市民和乡村民众更深刻地理解话剧的内容，南渝中学的剧团在农村演出街头剧一律使用方言，深受当地村民的欢迎，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1938年暑假，省教院师生组织了更大规模的暑假农村服务团，深入农村从事抗战宣传及社教工作。为使这次抗战宣传工作取得最佳成绩，6月23日，省教院全体师生发起创办的乡村建设研究会在歌乐山乡建社正式成立。院长高显鉴聘请梁漱溟、马寅初、汤茂如等国内名流学者，给学院师生主讲抗战建国诸问题，其中关于边区服务讲述尤为详尽，为暑期农村服务团的各项工作作了准备。7月初，省教院暑期农村服务团四个组陆续出发，一为边区组，至雷峨屏及云南绥江等地，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一为交通组，至乐山、夹江、峨眉等县市；一为江巴组，在巴县、江北县开展抗敌宣传；一为回籍组，分派学生回原籍各县联合当地学生从事抗敌宣传。交通组的师生于7月13日出发至8月13日止，走过嘉定、通江、峨眉等12个地方，沿途散发宣言811份，张贴标语910条，壁报20张和漫画120幅，尤以漫画通俗易懂，受到各地民众欢迎。他们每到一处即作街头宣传，有演讲，有歌咏，有金钱板和街头剧等。在嘉定城关的中山堂，交通区组同学在舞台上演出抗日话剧，观众爆满，礼堂原仅能容纳1 000人，演出时观众超过2 000人，虽有当地军警维持秩序，但还是挤破了门窗。

省立教育学院电化教育室还专门配备放映机、幻灯机、发电机、收音机，向教育部借用电影片，自制幻灯片《国民抗敌公约》12张，《精神总动员》6张，《日寇暴行》40张，《抗敌宣传》80张，以及关于禁烟、卫生宣传等影片下乡播放，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省立教育学院暑期服务团的抗日救亡工作规模大、时间长，并得到了梁漱溟等专家学者的理论指导。他们注重社会调查研究，把指导农民科学种田、科学饲养牲畜作为抗敌宣传的内容之一，同时注重农业知识的传播，帮助农民增加生产以支援抗日战争。1939年春，省立教育学院师生又组织了救亡宣传团进行抗敌活动，宣传团回院后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写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救亡宣传团第二次工作纪要》，刊登在1939年5月24日的《国民公报》上。

乡村宣传团下乡运动参加的学校众多、形式灵活多样，深入群众，反响强烈，激起了广大民众对侵略者的愤恨，提高了他们对抗日战争伟大意义的认识，推动了所在县、镇和乡村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此外，为普及民众教育，提高民众文化素质和抗战意识，沙磁区成立了各界救国会，各高校都办壁报、上街宣传抗日。中央大学的同学们在失学青年中办民众夜校、职工补习学校、妇女识字班以及儿童保育院；省教院在磁器口嘉陵小学办民众学校夜课部；中共沙磁区委还以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名义办了一所工人夜校，南开中学也办起工友训练班、民众识字班。教育部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部分工作人员接办歌乐山小学后，以该校为基地办起民众学校，开展劳工教育；龙隐实验乡成立了成人夜校、妇女补习学校；四川省第三区专员公署与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将沙坪坝、磁器口、歌乐山列为施教重点区。这些学校的教材内容基本以具有民族意识及有关抗战者为主，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民众介绍抗战形势，教唱救亡歌曲，进行戏剧宣传，同时也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这些活动的开展，对沙磁文化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抗战募捐

为了支援抗日战争，沙磁文化区各界积极募捐、献金和购买公债，响应国民政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这类活动种类多，次数频繁，涉及各个行业，延续时间从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结束。

1937年10月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成立之际，校长胡庶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并将其父亲遗产赤金一条，计重市秤五两六钱六分，折合国币六百八十六元，交由抗敌后援会捐助国家，全体教职员工被他的这一行为所动容，踊跃捐献。

1938年7月，为了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文化区各界开展“七七”献金运动。省女职校校长李光岱在“七七”纪念会上发动全校师生踊跃献金，并亲自带头献银币、银鼎、银盾以及像架等，价值数百元；在她的带领下，师生献有金银首饰多件；7月8日全体师生节食一日，教职员还捐献当日薪金。歌乐山乡建社也在纪念会上献金。

为了推动募捐献金运动，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做了大量工作，学校发起了重庆市扩大募捐运动，救济无家可归的同胞。为了筹措保育院的基金，文艺团体举行义演，动员全校师生为扩大献金运动实行节食。南开中学师生在1938年抗日救亡工作中做到了“有钱出钱，募捐总额达15 000元；有力出力，话剧表演师生齐动员”。在募捐项目中包括救国公债、救国捐款、负伤将士医药捐款“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寒衣捐款、义演捐款等10个募捐项目。

为了把重庆市人民的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新华日报》于1938年12月18日举行义卖捐献金日，沙磁文化区各界民众热烈响应，学生、工友、商店学徒都积极参加，儿童保育院的难童和沙坪坝街上的小朋友也前来参加义卖，分配给沙磁区的1 000份报纸很快卖完。沙坪坝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义卖的前两天每人捐了两分钱，买了两元钱的柑橘来义卖，共得大洋33元多，又用这些钱来买报纸，进行义卖。当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走到磁器口时，义卖队走上前，他慨然买报一份献金5元。义卖队还携带报纸赶到高店子集市上去义卖。1939年1月13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及全校教职员，还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国会议员毕德门等，对美国政府与人民给予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表示深切感谢，并望美国联合世界各民主国家，对日本采取进一步的制裁措施。

1939年1月，在文化区出现了义卖高潮，中央工校、中央大学、上海杂志公司、巴县汽车公司、中大保育院、省女职等纷纷举行义卖活动。春节期间，龙隐镇军民举行游艺大会义演共得捐款三百余元，全部送交中央日报社，订购该报13 600份，转送前方将士。

文化区各界抗日献金、募捐活动贯穿于整个抗战时期。1940年春节的春礼劳军，渝鑫钢铁厂的工人两次献上劳军的“春礼”；1941年2月重庆市出钱劳军运动，豫丰纱厂捐55000元，居同行业第二； 1944年，文化区各校掀起献金热潮，中大献金居第一位，献金总额约80万元。中大附中沙坪坝分校发起慰劳湘省战士献金、全校师生员工均热烈响应。分校学生皆公教人员的子弟，师范部同学尤为清寒，冬穿草鞋，夏打赤脚，也自动节食献金；工友献出工资，教师则捐薪水，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完成了预定三万元的献金任务。同年底，歌乐山各机关团体组织慰劳国军服务队18个，轮流慰劳路过歌乐山的军队，他们还募集慰劳金二十八万八千余元及衣物等，请《大公报》社转送慰劳机关。

国民政府为适应战事的需要，曾从文化区抽调大批学生应征入伍，任军中翻译工作。1944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沙坪坝征调随军译员，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两校四年级学生应征者达600人。2月12日，沙磁译员训练班在沙坪坝举行开学典礼，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担任班主任，胡焕庸、郑衍芬任副班主任。训练班教官除聘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教授外，并有外籍人士多人。训练班于3月16日进入复兴关（今佛图关）继续受训，在经过沙坪坝、小龙坎时，民众“夹道欢迎，盛况空前”。4月，训练班学员毕业，经军委会派遣到国内外服务，其中一部分参加赴印远征军，担任军中译员。抗战八年中，沙磁文化区各界民众和全国人民一道，为抗日救亡积极募捐，慷慨解囊，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

四、抗日宣传演讲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和国共两党合作的谈话。“宣言”和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基础上，自1937年底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著名人士不断来文化区作抗日救亡演讲，持续时间达8年之久，推动了文化区成千上万爱国青年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张治中、郭沫若、张伯苓、马寅初、黄炎培、邹韬奋、陶行知、李德全、蔡廷锴、老舍、罗家伦、叶元龙、胡庶华、魏元光、史良、胡焕庸、郝更生、李光岱、喻传鉴、鹿地亘等都在沙坪坝各校作过抗日演讲。1938年12月下旬，由中共重庆大学支部和中央大学党支部通过中苏问题研究会出面，邀请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给两校师生演讲，帮助大家正确分析抗战的形势。周恩来演讲的题目是《第二期抗战的形势》，他在演讲中阐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观点，明确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实的。”周恩来还分析了战胜日寇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并解释了二期抗战的新形势和任务。1939年1月，周恩来又在南开中学每周一次的集会上向南开师生作了《抗战形势》的演讲。

为了解抗战形势，区内各校还邀请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陈诚、郭沫若等军政要员和文化人士前来演讲。1939年1月8日，郭沫若应中央大学之邀，在松林坡为中央大学、重大师生作了题为《二期抗战中青年应有之努力》的演讲。2月6日冯玉祥在南开作了《抗战建国》的演讲。同年“三八”妇女节，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和省教院的女同学联合邀请邓颖超来重庆大学理学院礼堂演讲。邓颖超从抗日战争的形势讲起，强调当前要坚持抗日战争，反对各种投降逆流。她还讲到国际妇女运动和妇女解放的问题，鼓励妇女参加抗日斗争。省女职也邀请邓颖超、史良等妇女界著名人士作抗日演讲。

1939年在区内形成了抗日演讲高潮，这些演讲涉及抗战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技等诸方面，张伯苓的《斥汪兆铭和平论调》、马寅初的《战后经济问题》、邹韬奋的《研究学术与抗战的关系》等，在文化区师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抗日演讲的组织工作中，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和南开中学起着重要的作用。南开从1937年开始，为研究或讨论战时各种问题，在每星期一次的学生集会上，均请校外名人或专家来校演讲。马寅初就在该校演讲过《读书报国》《战后经济问题》和《物价与财政》等题目。1940年1月21日，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在中央大学文学会作《战争中的文学》的演讲，演讲内容被刊登在1940年3月出版的《新流》中。1942年中央工校邀请汉渝公路工程师孙玉泰先生来校讲演渡口工程，孙先生在演讲中提到选择石门坎为渡口的缘由是三十年前法国人的一张勘测地图，以此指出我们科学落后，对于自己的地形、地势太不了解，并鼓励青年学生发奋学习报效祖国。抗战时期，周恩来与一些著名人士的演讲和报告，在文化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文化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五、青木关抗战宣传

青木关作为战时的教育文化重镇，其抗战宣传活动工作开展得也如火如荼。主要通过巡回施教、国民月会、国民晚会的形式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

青木关实验民众教育馆将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作为该馆的一项重要工作。采用巡回施教的方式，进行抗战宣传。从1941年8月起，青木关实验民众教育馆就在距馆较远各乡保成立宣传站，对当地民众进行组训和宣传教育，并于9月成立巡回施教队到各宣传站进行巡回施教。这支宣传队设教学股、展览股、游艺股。教学股主要办理通俗讲演、时事报告、时事座谈会、民众常识教学与书报阅览等工作；展览股主要办理抗战图画、常识图表及科学教育物品等展览工作；游艺股则办理戏剧公演及其他各项游艺等工作。9月到12月期间，他们共对青木关各保进行了7次宣传活动，为乡民送去歌咏、魔术、话剧、活报剧等表演，并通过借阅书报、讲演、举行布画展览等形式教育民众。

国民月会、国民晚会均由青木关各界联合举办，青木乡公所、青木关社会服务处及青木关实验民众馆承办。教育部、二十六区党部、妇女工作队、社会服务处、警中队、宪兵队、卫生所、检查所、劳作师资训练班、工艺训练班、滑翔总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四川公路局车站、迁建区车站、青木关邮局、青木关电话局等机关、学校派来代表，并请乡公所转知附近各保甲民众每户一人届时出席参加。国民月会是青木关规模最大的民众集会。国民月会以每月一日上午八时举行为原则，如因他种关系，至迟须在每月六号以内举行，其开会时间亦可改在下午或晚间，主要在青木关实验民众教育馆、国立十四中学、国立音乐院、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管家祠国民学校等地举行。国民月会除演讲报告外，还举办歌咏、电影或戏剧等活动，以提高民众到会兴趣。

经过一段时间的集会后，鉴于过去每次集会在昼间举行者民众参加较少，在晚间举行者，参加民众较多；又鉴于每次集会若有游艺余兴，则参加者更为踊跃，故为利用民众休闲时间灌输其政治常识及实施艺术教育起见，特于1941年9月起，于每星期六晚举行民众晚会一次，每次节目除时事报告或通俗讲演外，并每月轮回放映电影，表演话剧、平戏或其他各种游艺以助余兴。

自9月2日起，民众晚会预定于每星期六晚间举行，其间除国庆纪念游艺会及青木关话剧社成立第一次大公演与之合并举行外，其余单独办理者，至12月27日止，一共有12次。

作者简介：李波，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旅游局局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重庆市第一届设计艺术委员会特邀委员，沙坪坝区高层次人才，组织实施了冯玉祥旧居、郭沫若旧居、张治中旧居的保护性修复工程。主编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和《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组织编写了抗战名人在重庆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