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现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旅游局局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重庆市沙坪坝区高层次人才。曾获四川省高校“优秀教师”，重庆市首批“巴渝新秀”青年文化人才，“十二五”期间（2012年--2016年）获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系统先进个人。

组织实施了冯玉祥旧居、郭沫若旧居、张治中旧居等抗战遗址遗迹的保护性修复工程。主编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和《沙坪坝文化地图》等书籍。歌曲《又唱红梅赞》获重庆市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获2016年重庆市司马迁奖。专著和研究课题两次获重庆市人民政府奖。

李波 张建中：重庆沙磁文化区有哪些创建人？

  2017-09-11

资料来源〡 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抗战（沙磁）文化（一）

主编〡李波 张建中

出版〡重庆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期〡2012年4月

20世纪30年代初，沙磁地区逐渐向文化教育区发展，至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已形成文化区的雏形。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华北形势危急，促使沙磁地区文化教育工作加快步伐。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于1935年入川参加禁烟会议，鉴于日寇亡我之心不死，而教育事业不可一日终止，拟选定在此兴办学校。四川乡村建设学院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中国乡村“无一处不在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残余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乃发起改进乡村社会运动。

1935年3月，龙隐镇龙隐社会改进会正式成立，该会以“中国不亡，民族复兴”作为唯一宗旨，并对龙隐镇地理、交通、风俗、出产、经济、人口、教育程度等，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社会调查，认为社会改进运动必须从教育着手，办起了乡村学校、民众学校和妇女夜校等教育事业。是年冬，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又派出考察团考察我国各省乡村建设运动，总结其经验与方法，制定出在沙磁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教育工作计划，从1936年起逐步予以实施。这些工作，推动了沙磁地区向文化区发展的步伐。

1936年9月，张伯苓在沙坪坝创办的南渝中学正式行课，拉开了中国东南沿海城市中等以上学校内迁西南的序幕，标志着沙磁地区大、中、小学建设初具规模，成为四川省文化教育发达地区。

20世纪30年代初期，重庆教育界有识之士从理论上论证了沙坪坝建立文化区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可行性。1936年12月，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撰写近5000字的论文——《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论证了在沙坪坝设立文化区的必要性，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促成沙磁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为使民族的教育文化不致中断停顿，为战时和战后的中国培养各类建设人才，1938年重庆沙磁文化区宣告成立，文化区在抗战中创建形成，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而享誉海内外。

一、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形成

重庆沙磁文化区，是20世纪前期，在重庆西郊沙坪坝和磁器口地区创建形成的中国西部文化中心。沙坪坝与磁器口相连，在未划归重庆市管辖之前，为四川省巴县第一区辖地，合称“沙磁地区”，沙磁文化区亦因此而得名。

龙隐镇为巴县首镇，坐拥嘉陵江下游第一良港。据民国《巴县志》载：“龙隐镇水陆交会，极便舟楫，为重庆城西之重镇。”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四川经济、政治重心由成都向重庆东移，沙磁地区以其天然具备的区位和交通优势，逐渐成为重庆郊外交通发展、工商勃兴的首善之区，为文化区的诞生营造出适宜的环境。

1929年秋，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长兼四川善后督办刘湘在广泛社会舆论支持下创办重庆大学，并指令21军军部创建四川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重庆大学初设在重庆菜园坝，1933年迁入沙坪坝永久校址。从此，沙磁地区有了高等学府，逐渐向文化区发展。1931年，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活动，盛行国内。受此影响，1933年，21军军部在磁器口凤凰山麓开设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7月，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拨款4万开办费在磁器口购置校址，成立四川乡村建设学院。1936年，该院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一并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两所独立师范类公立学院。至此，沙坪坝、磁器口才“握有川内学府的地位”，文化区的雏形逐渐显现。

1935年11月，鉴于当时抗战形势，为谋南开事业发展新途，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首次入川考察，对包括重庆大学和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在内的重庆教育发展情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翌年春，张伯苓再派南开学校中学部主任喻传鉴赴渝，确定在沙坪坝创办天津南开学校重庆分部。1936年南渝中学（后易名南开中学）成立。南渝中学的兴办，首开中国沿海先进文化机关向西扩散和转移的先河，为文化区的创建打下坚实基础。

1936年12月，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在《重大校刊》第4期上公开发表《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根据未来国际国内形势及重庆市文化现状，指出“为重庆市文化计，为四川省文化计，为西南文化计，为复兴中华民族计，重庆市应建立一新文化区”，并首次提出在沙坪坝建设重庆市文化区的设想。文中还进一步罗列了在沙坪坝建文化区的十大优势和具体实施的七个步骤。该文发表后，得到了重庆教育文化界的积极响应，多家报刊杂志进行转载，在川渝两地甚至国内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7年初，四川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响应胡庶华创建文化区的倡议，将校址从重庆城内迁至沙坪坝。5月，中央短波广播电台（后正式名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小龙坎征地200多亩作为播音台建设基地，供电的发电厂建在土塆，沙磁地区由此拥有了全国最高级别的新闻媒体机关。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宣告正式移驻重庆。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抗战计，大批机关、学校、文化科研机构、工厂以及各类人才迅速迁入重庆。在四川、重庆地方当局和重庆大学的大力支持下，是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率先迁入沙坪坝，给沙坪坝乃至整个重庆注入了“最高学府”浓厚的文化空气。受其带动，加之沙磁地区已有的文化教育基础和水陆交通便利的优势，一批学校和文化科研机构迁入该地区或附近区域，从而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教育文化集聚区。胡庶华建设“重庆市文化区”的设想日趋变为现实。

抗战八年期间，迁入文化区的大专院校总计16所，即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迁入后并入中央大学上课）、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劳作专修科（迁入后并入重庆大学上课）、军政部兵工专门学校、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陆军大学、国立上海交通大学重庆分校、国立上海医学院、国立贵阳医学院、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军政部陆军军乐学校、国立湘雅医学院、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海军部海军学校等。迁来的中等学校、工厂及其他单位，后来成为文化区的成员的，有上海大公职业学校、军需学校军需训练班、中央研究院仓库、大鑫钢铁厂、豫丰纱厂、植物油提炼轻油厂、永利化学工业公司四川铁工厂、合作五金制造厂、军政部制呢厂、军政部纺织厂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

在国立中央大学、中央短波广播电台、重庆大学、重庆电力炼钢厂、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南渝中学及巴县第一区署等机关学校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下，1938年2月6日，“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推举文化区首倡者胡庶华为主任干事，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院长高显鉴为副主任干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为干事，并通过组织大纲和工作纲要，确定“以维护公共秩序、改善居民生活、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3月30日，该会公函文化区各界并正式对外办公。

6月，胡庶华辞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由经济学家、教育家叶元龙继任，并接任委员会主任干事一职。1939年1月30日，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在重庆大学举行改组大会，通过新的组织大纲，易名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推叶元龙、罗家伦、巴县县长王煜、金城银行沙坪坝办事处负责人周月浩、豫丰纱厂经理潘仰山5人为常委，叶元龙为主任委员，张伯苓担任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8月16日，重庆市政府据国民党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手令，并报行政院、内政部同意备案，将沙坪坝、磁器口、小龙坎等处原四川省巴县管辖区域划归重庆建制，设置重庆市政府沙磁区临时办事处。1940年12月5日，文化区代表性刊物《沙磁文化》月刊创刊，由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药学专科学校、中央工校等5校共同主办。至此，重庆沙磁文化区得以形成。

沙磁文化区最早发祥的核心区域，连同农地在内，不过73.87平方千米。至抗战爆发后，迅速扩展，极盛时期，东至嘉陵江北岸之柏溪、磐溪，南面直抵化龙桥、李子坝经佛图关、大坪至华岩、上桥一线，西逾歌乐山以至青木关沿线，北至井口、童家溪，形成一个具有某种机能而边界又不甚明显的广义的文化区，成为战时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抗战时期奔赴重庆的大批文化名人，如柳亚子、郭沫若、老舍、冰心、巴金、顾毓琇、贺绿汀、徐悲鸿、张大千、林风眠、傅抱石等多集中在文化区內，并在此创造了数量众多的文学艺术及学术论著的巅峰之作。

沙磁文化区学府林立、文教昌盛，集中了20所高校和全国约1/8的大学生，中学40所，小学81所，英、法、韩国、印度等国留学生在此学习，学校和学生数量、质量均居全国之冠，成为战时中国教育的中心。战时各项物资紧缺，由于共处文化区的优势，区内许多学校开展校际合作，携手共担教育之责。高校间常有教师相互兼课，高校教授亦不时到区内中学开设讲座。重庆大学、中央大学、中央工校、南开中学以及树人学校等学校夜晚的读书灯光被誉为“沙坪学灯”，成为当时有名的陪都八景之一。强健的师资力量，浓厚的文化氛围，使文化区在战乱中仍能保持弦歌不辍，培养出了大批各类建设人才。

同时，由于日机频繁轰炸重庆市区，沙坪坝和歌乐山一线被划为中央迁建区，大批城区机关团体转移到文化区境活动和办公。国民政府中枢及各部在文化区设有驻地，教育部迁青木关，经济部和资源委员会驻华岩和上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驻红岩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驻赖家桥，以中央医院为首的一大批大小医院散落于沙坪坝、磁器口、歌乐山，中央卫生署设在新桥，全国最高的医疗卫生科研机构中央卫生实验院坐落歌乐山。由是，沙磁文化区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医药卫生和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舞台。

为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沙磁文化区先后成立了歌乐山乡村建设社、沙坪坝消费合作社、沙坪坝市民卫生促进会、沙磁区学术讲演会等组织，及沙磁区学生服务社社馆、沙坪坝青年馆、学生公社社馆等服务活动场所，进行大中学校清贫学生的救助，组织开展全国乃至国际性的科教文化学术交流和成果展览；持久不懈的开展大规模抗日救亡宣传和支援前线的募捐慰劳活动，各类文艺表演、名人讲演、体育比赛、卫生服务等更是此起彼伏；在文化区地域内先后创办了农业、工业、社会服务、消费合作和国民教育、民众教育等试验区和示范区。文化区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区内外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热潮的高涨，促进了文化区自身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国共合作为标志和基础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及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坚持长期抗战、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保证，同时也是文化区得以创建形成的政治原因。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对国民党高层人士和社会各界（特别是沙磁文化区）知名人士开展的卓有成效的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的统战工作，维护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沙磁文化区的创建和发展营造了团结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从沙磁文化区的发展和走向来看，由于其内涵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精神，决定了它的主体最终必然汇入新中国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洪流中。而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文化区内大批学校和文化人向东转移，其作用和影响迅速向东扩散，特别是在文化区内成长起来的优秀人才，单在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的院士就有逾百人之多，成为发展中国先进生产力的群体力量之一。

沙磁文化区的创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精英文化和民族革命战争中大众文化的结合，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的结合，是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区在沙坪坝得到进一步延续并不断深化。2000年，沙坪坝区在历史文化名人广场为抗战时期在沙磁文化区的15位文化名人塑像；2008年，将每年3月30日确立为“沙磁文化日”。

二、重庆沙磁文化区创建人

胡庶华（1886—1968），字春藻，湖南攸县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冶金专家。1911年京师译学馆德文班肄业，1913年考取公费留学德国，先入柏林矿科大学，后转柏林工科大学，专习冶金工程，1920年获铁冶金博士学位。1922年回国，历任同济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西北大学等校校长，著有《铁冶金学》《冶金工程》《国防与工业》《中国战时资源问题》和《钢铁工业》等教材和专著，为我国冶金工程技术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

1932年7月，在国民政府实业部、交通部、铁道部的支持下，胡庶华以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的身份率领由国内实业界、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成的“西北考察团”，赴西北考察。1934年5月，率领中国工程师学会考察四川的地理、经济、交通以及文化教育，并于是年10月完成考察团报告总论，提出“将来重工业所在，以四川为最适宜之地点，且以天时地利两擅优胜之故，可为将来复兴整个中华民族之根据地”。

1935年，受四川善后督办、重庆大学首任校长刘湘之邀，他出任重庆大学校长。期间，致力于扩大重庆大学办学规模，优化院系设置，发起成立重庆大学抗敌后援会，并任重庆市抗敌后援会指导员。1936年12月，胡庶华在《重大校刊》第四期上公开发表《理想中的重庆市文化区》一文，率先提出在沙坪坝设立“重庆市文化区”的设想，是沙磁文化区的首倡者和主要创建者之一。1937年11月，任重庆市防空设备委员会常务委员。1938年2月6日，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在重庆大学理学院召开成立大会，推举胡庶华为主任干事，负责主持该会各项工作。在其领导下，文化区自治委员会组建社会股、工务股、公安股等内设机构，开展交通电讯、社会治安、卫生调查等工作，为沙磁文化区的发展壮大打下坚实基础。1938年6月，胡庶华辞去重庆大学校长职务，离开沙坪坝。2000年，中共沙坪坝区委、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在沙坪坝历史文化名人广场为其塑像。2009年，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并内部出版《胡庶华论著选编（1934—1939）》。

张伯苓(1876—1951)，原名寿春，字伯苓，天津市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时值甲午中日战争战败，痛感中国积弱不振，认为“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决心投身教育事业。1903年、1904年两度赴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于1907年创办天津“南开中学堂”并自任校长。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南开小学。使南开逐步形成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紧，华北形势日益危急。鉴于当时抗战形势，为谋南开事业发展新途，使教育工作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1935年11月，张伯苓首次入川考察文化教育事业，决定在重庆设立南开分校。翌年春，派南开学校喻传鉴、严伯符、宋挚民三人赴渝，于4月觅定重庆近郊的沙坪坝为校址，修建南渝中学，同年秋开始招生。

“七七事变”后，日本对中国教育的摧残和破坏变本加厉。1937 年7 月29 日，日机连续四小时轰炸天津，主要目标为南开大学，并将军车开进学校，将尚未炸毁的楼房泼油纵火烧毁。面对苦心经营34年的事业被毁，张伯苓痛心疾首，7月30日发表谈话，指出：“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并表示要“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旋即将南开学校本部迁至南渝中学，并将该校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以示天津南开学校延续永存之意。

1937年11月，张伯苓任重庆市防空设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当选为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副主任干事。1938年7月，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1939年1月，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张伯苓当选为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并领导该会的各项工作。1940年5月，张伯苓会同顾毓琇、杭立武、黄次咸等人利用日内瓦世界学生专款管理委员会经费，发起组织“沙坪坝学生服务社”，“以协助学生救济，辅导学生生活，倡导学生自助及增进学生福利”。

1949年，张伯苓多次拒绝蒋介石父子赴台邀请，决心留在大陆。1950年，发表《告别重庆南开师生》，离开沙坪坝，是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创建人中在沙坪坝工作生活时间最长的。他在创建沙磁文化区方面的积极贡献，及其在重庆建立的南开中学，为沙坪坝留下一笔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2000年，中共沙坪坝区委、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在沙坪坝历史文化名人广场为其塑像。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914年进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起，相继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26年归国，任东南大学教授。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接管清华学校，改称国立清华大学，出任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1930年，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1932年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提出“安定、充实、发展”六字治校方针和“诚、朴、雄、伟”新学风，使中央大学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罗家伦认为：“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1935年5月，罗家伦途经重庆，深感重庆是战时办学的理想地点。1937年“七七事变”后，罗果断决策，迅即组织中央大学迁渝。在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支持下，获借重庆大学松林坡作为临时校址，借重庆大学理工学院全部建筑、部分宿舍作为办学之用。12月即在沙坪坝复课，是内迁组织最早、行动最迅速、搬迁最完整的学校，可谓战时中国高等学校内迁的一个成功典范。

中央大学迁渝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迎来其发展的黄金八年。同时，中央大学的举校西迁，以其首都大学“冠全国中心学府”的特殊身份，吸引全国众多学校及科教文化机构先后迁到重庆，尤其集中在沙坪坝，成为我国文化教育史上最大规模的一场自东向西大迁徙，促成沙磁文化区的最终创建。罗家伦积极参与创建沙磁文化区，在初抵重庆主持中央大学开学事宜时，即表示：“今后对地方事业，凡可以协助者尽量协助，以促其发展。”1937年11月，任重庆市防空设备委员会委员。1938年2月6日，罗家伦在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干事。1939年1月，在重庆沙坪文化区扩大改组会上被推选为常务委员。1940年12月，参加发起创办《沙磁文化》月刊并为创刊号题写刊名。1941年8月，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抗战八年，罗家伦一直居住大龙山（今平顶山）。

高显鉴(1892—1961)，字泳修，广西桂林人，四川法政专门学校毕业。曾任四川大学教授、四川平民教育促进会理事长、江津县县长、全川生产建设会议副主席、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四川分会干事等职。1933年，四川中心农事试验场、四川乡村建设学院先后在磁器口成立。1935年初，高显鉴受聘担任四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1936年，该院更名为“四川省立教育学院”，高显鉴继续担任该院院长职务，直至1939年10月辞职。

作为乡村建设的推崇者和实践者，高显鉴积极组织开展沙坪坝、磁器口、歌乐山一带乡村建设和文化事业，扩大办理教育实验区，推动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1938年2月6日，在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被推选为副主任干事。

1938年2月，高显鉴发起成立歌乐山乡建社，以“促进乡村建设，提高乡村文化，谋国民身心之健全为宗旨”。聘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名誉董事长，胡庶华为董事长，高显鉴以社长的身份负实际责任。该社成立之后，除开辟交通、保护森林外，还成立小学、幼稚园各一所，公墓一处，建筑有房屋100余座；并于社员中广泛倡导“不吸烟、不赌博、不冶游”的“三不信条”，提倡乡建运动、健康运动等积极运动。为保护、开发歌乐山原始森林，使之成为重庆近郊著名旅游景点作出了积极贡献。

叶元龙(1897—1967)，安徽歙县人，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员。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主任兼教授，1929年任中央大学教务长。1932年起先后任安徽省教育厅长、财政厅长，济南大学经济系主任兼教授、贵州省教育厅长等职。1937年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第二厅厅长。

1938年10月21日，四川省政府任命叶元龙为重庆大学校长。11月初，叶元龙到校视事，接掌重庆大学校长职务，同时接替前重庆大学校长胡庶华担任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主任干事一职。1939年1月，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叶元龙当选为主任委员，领导该会各项工作和活动，并发起创办《沙磁文化》月刊。

魏元光(1894—1958)，字明初，河北省南乐县人，著名工业教育家。1918年受教于天津省立直隶工专，1922年赴美攻研化工，获理科硕士学位。1926年任天津河北工学院院长， 1936年任国立中央工业职业学校校长。1940年至1942年任战时贷款捐献委员会委员，1940年12月至1948年3月任第2、3、4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魏元光主张理论与实践并重，学校与社会结合，实施具有特色的崭新学制，实行“手脑并用，以作为学，身教言教，德智体并进”的办学方针，将中央工业职业学校建成为一所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多学科、多层次的著名工业学府。1938年，魏元光率该校迁入沙坪坝。1940年秋，该校奉教育部令增设五年制高等专科，定名为“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简称中央工校。1939年1月，重庆沙坪文化区自治委员会改组为巴县沙坪文化区社会事业促进会，魏元光当选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兼市政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沙磁地区的市政建设规划事宜。参加发起创办《沙磁文化》月刊。

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与文化工作委员会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三厅”）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是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机构。

三厅1938年4月成立于武汉，郭沫若任厅长，阳翰笙任主任秘书，其他重要成员有杜国庠、冯乃超、田汉、董维键等。三厅主要负责抗战中的文化宣传工作，下设文字宣传处、艺术宣传处和国际宣传处。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郭沫若率领三厅人员辗转迁移至重庆，于城区天官府设办公处。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三厅进行了紧急疏散，除第四组部分事务人员继续留城工作外，第一、二、三组基本上全部迁到郊区金刚坡下赖家桥三塘院子（又称全家院子）办公。三厅成立后，举办了“抗战扩大宣传周”“献金活动”“七七周年纪念活动”等活动，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推向高潮，并组织了12支抗日宣传队奔赴各战区宣传，鼓舞士气。

随着抗战形式的变化，国民党当局对三厅的工作从支持转变成阻挠，1940年8月在郭沫若的带领下，三厅全体人员集体辞职，国民党当局下令改组三厅。国民党当局于1940年10月开始筹建文工会，采取“离厅不离部”的方式将三厅人员转入新成立的文工会工作。

文工会于1940年11月正式成立，郭沫若任主任委员，阳翰笙任副主任委员，沈雁冰、沈致远、杜国庠、田汉、洪深、郑伯奇、尹伯林、翦伯赞、胡风、姚蓬子等10人为专任委员；舒舍予（即老舍）、吕霞光、张志让、邓初民、侯外庐、卢于道、马宗融、黎东方、王昆仑、吕振羽等10人为兼任委员。文工会下设三个组：第一组，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组长蔡馥生；第二组，从事文艺研究，组长田汉（田汉到西南工作后，由石凌鹤代理）；第三组，从事敌情研究，组长冯乃超。文工会成立后，在城区天官府7号和乡间赖家桥全家院子两处办公。

文工会成立后，积极举办各种讲座、演讲会、报告会，主讲历史、文艺、国际形势、战争前途等问题，同时潜心研究，并积极从事创作，硕果累累，推动了革命戏剧运动，成为抗战大后方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1945年2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有300多名重庆文化界代表签名的、由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一文，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怒，遂下令立刻解散文工会。1945年3月30日文工会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张治中部长命令解散。

四、教育部直接统辖重庆青木关教育文化

教育部统辖重庆青木关位于重庆市西北郊，与璧山县、北碚相界。1939年5月3至4日，日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5月25日教育部迁青木关办公时，巴县、璧山县分别设有青木乡，两乡总人口11 000余人。

1939年6至8月，教育部对巴县、璧山、北碚、沙磁文化区进行考察，并对迁建区青木乡详尽调研。9月，教育部接办璧山青木乡中心小学，辅导各保初级小学；设立青木关民众教育馆，统管巴璧两县青木乡民众教育、文化、卫生、乡村建设事宜。1940年，四川省第三区专员督察公署对巴璧两县青木乡实施合署办公，设立首席乡长制度；同年7月，教育部正式建立青木关国民教育实验区。青木关实验民众教育馆，由部拨主要经费，任命中心学校校长、民教馆馆长、实验区办事处主任，派出文化教育骨干人员。到1940年底完成了由教育部统辖青木关教育文化的历程。

从1940年始，教育部在青木关部署设立了国立第十四中学、战区来渝学生进修班、国立劳作师范学校、国立童军师范学校、国立社会教育学院附中、国立音乐院及分院和教育部附设体育人员讲习班、音乐人员讲习班、出国留学生讲习班等大中学校，以及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也辗转迁来。由于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会办事处迁青木关并举行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中国教育学会青木关分会应时而成立。1945年国民教育实验区共有小学14所，入学儿童1 813人，全地区教育从业人员达1 142人；巴璧两县青木乡总人口1941年达到4万人。

在教育部主导和迁青木关机关团体支持下，青木关民众教育馆修建了中山会堂、国民体育场、书刊阅览室、古物陈列室、卫生所、温泉游泳池、民众茶园、民众教室等文化教育体育卫生设施；购置了电影机、幻灯机、巡回放映板车等设备，建立了乡村施教队，在镇村进行生产生活技能培训、民众壁报、宣传抗战、扫盲识字教育、工友文化补习、历史文物展览、防空防疫教育等诸多活动，放映队在迁建区500平方千米内巡回放映电影、幻灯。到1945年，教育部附设青木关民众教育馆编制达到50人，设有教导部、艺术部、总务部、生计部、健康部、研究辅导部，除主要推进青木关民众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兼有辅导四川省第三区10个县区民众教育馆工作。抗战时期，青木关成为音乐、戏剧活动繁盛之地。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国立音乐院及其分院、民教馆文艺部出版有《乐风》月刊、《乐风（副本）》（五线谱）、《大道音乐》、《民众歌曲》等音乐刊物，指导各学校课外音乐，举办院校音乐会、音乐院师生音乐会、毕业生演唱会等。教育部实验戏剧教育队常驻青木关和民教馆平剧社、话剧社在青木关演出了众多抗战剧目，开展实验戏剧活动，并在国民月会、民众晚会上用四川方言演出，受到四乡民众的欢迎。1941年迁驻青木关的《学生之友》月刊社出版了《学生之友（戏剧专辑）》，介绍大后方院校戏剧概况。抗战时期，青木关这个在中国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巴渝小镇，在教育部的强力支撑下，成长为战时中国教育文化重镇。

作者简介：李波，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重庆市沙坪坝区旅游局局长，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专业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重庆市第一届设计艺术委员会特邀委员，沙坪坝区高层次人才，组织实施了冯玉祥旧居、郭沫若旧居、张治中旧居的保护性修复工程。主编了《重庆抗战遗址遗迹图文集》和《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化志》，组织编写了抗战名人在重庆系列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