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迄今，快二十五年了，同学间的往来由浓而淡，生死两茫茫的感慨却愈益浓重起来。我所知道的是，已有两位同窗去了另一个世界：一位是同年级不同班的女同学，读书时接触甚少，殒命于惨绝人寰的“5.12”大地震；另一位则是我的同室绍华君，早在新世纪之初，肝癌删去了他的轻轻年纪。

对于绍华君，我是怀了深深的负罪感的。

毕业时，绍华君主动要求去边远山区，很让同学们意外，一时间，传言四起，有说他为自己挣表现的，也有“评论”认为他是“故意出风头，未必真去”，平时本不显山露水的绍华君竟成了焦点人物。大家侧目视之，遇则绕道而行，渐渐地将他孤立起来了。绍华君不解，继而痛苦，孤独地捱到了分别之日。那时的我终日沉迷在自己的文字迷宫里，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只是因为都喜欢篮球的缘故，偶尔我会陪着绍华君在球场上“潇洒潇洒”，绍华君便把我当做他的好朋友了。

起程时，我去送他，在忧郁的火车站，他悄悄地告诉我：“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行期。”我未置可否，那时我已从同学间风闻了一些关于他的传言，心里也对他有了点成见，便不冷不热地搪塞了几句。火车启动了，他凝视着我，忽然，一颗泪珠滚落出来，砸在被他紧握着的我的手上，热辣辣的。我似有所悟，可是火车却已义无返顾地绝尘而去，我只能看见他使劲挥舞的右手渐渐消逝在旷远的深处……

后来才知道，绍华君是为了爱情而去向僻远的，并非众人以为的追求“高尚”。我给他去过几封信，均未见回音，心中的愧疚也就时时悬挂着，忐忑地摇晃；我想，真正受轻视的不该是绍华君，而该是如我的庸人一类，绍华君大概正是用拒绝回信的方式表达了这一切。

绍华君最后的日子是在重庆的医院度过的，消息通过他的妻子辗转递了过来。我和重庆的同学去看过他。他本来瘦，因患癌而奇瘦，皮贴着骨头，宽大的骨节嶙峋着凸起。闲聊中才明白，我给他去信的时日，正是他跟病魔鏖战的当口，是他的妻子把信截留了下来。但这并不能减轻我的愧疚。绍华君跟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寝室糗事和球场故事，我们都没有去触碰病症这个最无聊的话头子，也没有重提当年的“出风头”。事实上，在福尔马林味儿弥漫的医院里，反而是身患绝症的绍华君在保护着我可怜的“自尊”。

他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他。生离的痛苦折磨着我，我实在没有勇气再去面对死别的考验。我猜想绍华君虽然痛苦，但内心该是坦然安详的，他想象得到我因他而生的痛苦，这种痛苦或许比肉体所受的煎熬要强大得多，久远得多。

语言在最关键的时刻总是无力。岂止语言？！这样的时刻，除去神，人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个告别这个世界的人，倘若不仅仅留给活人以怀念抑或愤恨，而且使活人深怀着愧悔和不安，那么他的死无论如何都是极有价值和意义的。

鸣家简介：刘清泉，1970年末生于四川安县（现绵阳安州区），现居重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科普作协理事，重庆市沙坪坝区文联副主席，沙坪坝区作协主席，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专家库、重庆市文艺人才专家库成员；《重庆诗刊》执行主编；获评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中国新诗百年百名最具实力诗人”。在《光明日报》《诗刊》《十月》《星星》《作家》《山花》等发表作品1000余件；出版诗集3部，有诗歌评论集入选重庆市文艺作品重点支持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