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这正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一大文化密码。鲁迅版画式的文风，首先来源于对版画的热爱与认知，他着力推进版画，或许也是从另一个侧面推进一种有力度、深度、温度的文风。
延安创立的鲁迅艺术学院，名符其实。“鲁艺”绝非借了鲁迅的名头，也绝非仅仅为了纪念和秉承鲁迅精神，而是基于鲁迅本身对艺术特别是美术理论的引进、阐释和中国化的建构，这其中，木刻版画又首当其冲。阅文史资料知，鲁迅先生喜欢古版书里的木刻插图，曾颇费时间和金钱复制出版了古代木刻插图《十竹斋笺谱》，他还长期与 50 余位木刻青年往来，为他们寄书籍、买刻刀、送宣纸，自费出版这些青年的木刻作品集，并收藏了 2000 余幅 30 年代青年画家的木刻作品以及 2000 余幅外国版画家作品。
有人在文章中回忆说，当年鲁迅在偶然在书店目录上看到珂勒惠支的木刻《牺牲》，“无辜的母亲被战争夺去儿子的惨烈，悲壮和愤怒生生地扑面而来，鲁迅血往上涌，本不柔软的头发顿时像刺猬的刺一般直立起来，他拿书的手有些颤抖。”这就是艺术大师与文学大师的一次灵魂震颤。鲁迅先生被珂勒惠支大师作品的张力震撼和征服，便通过在德国留学的青年朋友徐诗荃购买多种她的画册，还委托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购买珂氏的版画原作，仅1931年4月至7月，鲁迅就两次购得珂氏版画22件，价格不菲。鲁迅发现这位“民众的艺术家”和自己的艺术主张竟然是那么一致，便开始发表她的作品，宣传、推广她的艺术，其目的是为中国的青年画家找到可以学习的榜样。1935年，鲁迅打算自费编印一本珂氏的画集，精心选出21件版画，并购买上好宣纸，委托郑振锋在北平故宫博物院用珂罗版精印，当103套作品画页运抵上海，鲁迅与许广平席地而坐，把为了省钱而在上海印制的封面、前言以及他亲自撰写的序目和画页依次排序，再送往印制厂装订。画册装订完成，鲁迅又亲自用毛笔在上面编号，并注明“有人翻印，功德无量。”这时已是1936年5月，身患重病的鲁迅把其中30册寄往国外包括画家本人，40册赠送国内木刻青年和作家、朋友，另外33册低价发售。
之所以花这么多笔墨重述鲁迅先生与版画的掌故，意在说明：先生之与版画，如同他的文学一样，有着一种深刻的生命关联，先生能够被誉为中国新兴木刻版画之父，理所应当。
人人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