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巫，舞也。

这时候的舞，是丰收的舞，是胜利的舞，是逍遥自在的舞。

巫咸，凭借精湛的制盐技艺，和执掌沟通天人的职责，已经充满神性，于是得到自己部族和周边部落的尊重。

巫咸的神性随着食盐的交换被传播开来，巫咸已经不仅仅是巫咸部落的神。

正如学者张紫晨在《中国巫术》一书中说：“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型，巫是上古精神文化的主要活动创造者，它对中国文化的推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食盐的传播，带来了巫文化的传播，更带来了“巫咸”这个人物形象的传播。

所以，巫咸出现在了《楚辞》里，巫咸成为了楚神；《楚辞·离骚》的作者屈原又是庸国后裔，庸人也崇拜巫咸，巫咸又成了庸神；庸是巴师八国的第一大国，巴人为巫人运销食盐，所以巫咸也成为“巴神”，或者说是“巴东盐神”。

很早的时候，巫盐就已经销售到了现在陕西的安康、汉中等地，所以在上古时候，秦人也是奉祀巫咸的。

这里稍微交代一下，汉中一地古为四川辖区。一直到元代，中央政府为加强对四川地区的控制，达到文化上削弱汉民族，经济上制约曾经抗元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设兴元路于汉中，正式把汉中划入陕西，开始了“四川成三川，陕西辖陕南”的历史格局。

说回来。在秦地传世的三本《诅楚文》中，有一本“檄告”对象就是“丕显巫咸大神”。据郭沫若考证，起因于楚怀王十六年（前313年），秦遣张仪劝楚亲秦绝齐，许割商于之地六百里，怀王受骗，次年发兵攻秦，败于丹阳，大将屈勻被俘。怀王再次悉发举国之兵以攻秦，秦国也全国总动员以应战，在各地檄告神灵，传世的《大沈厥秋文》在渭水朝那湫发现，《亚驼文》在洛阳发现，《巫咸文》在风翔开元寺出士。三本文字一样，仅檄告对象名称不同。

秦国的生存依赖于楚国占领的巫盐，封疆继承了周人遗业，二南之地大半归秦，这里的原住民实际上就是巴人，所以自然奉祀巴人盐神。巫盐所到之处，巫咸的威灵也会随之而到。历史上秦人特别热心修建栈道，无非为使盐运畅通。所以巫咸的神性也很自然到达关中，成为秦人的“丕显大神”。

以盐为线索来分析历史，往往可以解释很多未解疑点。

后来的知识分子，都喜好游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游历中览尽万千世界，在游历中传播道德文明。

巫咸，作为最早的知识分子，也一样好游历。

所以巫咸的行踪并不止于由汉中到关中，巫咸还应该到了河东解池。

解池东北夏县，传为夏都安邑遗址，夏县城东2.5公里的瑶台山，《隋书》称为“巫咸山”。此山旧有巫咸祠，今存巫咸墓。在当地，把巫咸当做商王太戊的贤臣，“相传他发明鼓，是用筮占卜的始创者，又是个占星家”。《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安邑县：“巫咸山在南，盐池在西南……有铁官、盐官。” 不但山距盐池不远，还有一条“巫咸河”也在此注入盐池。

张良皋在《巴史别观》里说：“照我们看，这是巴东盐神远游到了河东当盐神，而不可能是相反。”

张良皋认为，虽然王国维在《水经注校》中有一定解释，但不能说明巫咸本就是河东盐神，而只能是巫咸远游。因为巫风自古是巴楚土产，以“巫”命名的山、水、城市遍于巴楚，屈赋中所颂扬的“彭、咸”不可能来自山西，《山海经》中的“灵山”只可能是“巫山”，“巫即”以往无人注意，但他是“巫巴”，从而锁定了“灵山十巫”的活动只能在巴域。有关巫咸位于巫溪宝源山盐泉的史籍和考证前面已经说了很多，这里不重复叙述。

其实，巫咸本人是否亲自“游历”到秦、到楚、到巴，以至于“游历”到山西解池，暂还没有直接的史料和考古发现来佐证，但“历史的真实完全可能是拥有巴东盐源的古人在发展过程中发现了河东盐源，同时也带去制盐技术，连盐神巫咸也被‘请’去进行供奉。”

古代石刻上记录的制盐工艺流程图

换句话说，三峡巫盐的发现和利用应该是早于解池盐泉的发现和利用的。

三峡盐泉到河东盐泉的距离不到400公里，古人费不了多少代功夫就可发现河东盐泉。但河东盐泉的发现，却促进了华夏文化的迅猛发展，五帝之治就是因河东盐源而腾飞。

张良皋认为，巫咸到达解池盐源的时间要早于五帝之首的黄帝。所以《太平御览》引《归藏》有这样的记录:“昔黄帝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可见巫咸在黄帝、炎帝之前已经被尊奉为“神”，时间上是要早于炎黄争“帝”的。而且巫咸的影响和威望早已经延伸到涿鹿之地了，所以黄帝出征伐战炎帝之前，才去请巫咸占卜是否有胜算。但巫咸只答了一句话“果哉而有咎”，去打吧，不过这就是一场罪恶的战争罢了。

现在看来，皇帝与炎帝之战，就是一场争夺解池盐泉的战争，也是一场争夺权势的战争。

此战为盐战，此观点已经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可。

如果把这段资料结合巫咸山紧邻河东盐池来分析，能确定的是巫咸确为盐神，而且在当时他的影响和威望早已在很广的地方建立起来了。

所以屈原说巫咸为“仪型典范”，秦人尊巫咸为“丕显大神”。

巫咸的“远游”，使中国有了一位共同尊仰的盐神。

一路的传播，一路的汲取。

巫咸盐神传播的文化是巫盐文化，巫咸神传播的文化充满涩涩咸味。

巫咸的远游就是文化的远游，是巫巴文化包括由巫巴先民所首创的盐文化和甲骨文的远游。

商朝通用甲骨文，太行东麓的安阳殷墟发现了众多甲骨，巫咸传播之功必不可没。周原比殷墟更接近巴域，巫咸既能游到秦国，更早的时间也必然会游到周国，所以近年来发现的周原甲骨，应该不一定是从殷墟传来，而更可能是由巴域盐神发明传播并直接到达周原的。

张良皋认为：“中国文明之起步，从用盐的观点看来，是以巴东盐源（三峡盐源）为中心，向周边发展的。”

但不容否认的是，发源于三峡地区的宝源山盐源和中原解池盐源虽然“约略同时”，甚至更早一些，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却相差甚远。

就连任乃强也写到：“巫溪和郁山两泉所诞育的‘巫臷文化’和‘黔中文化’，距今五千年以前便开展起来了。与中原解池所在的华夏文化的诞生，约略同时。不过受地理条件限制，发展面相形见绌，容易衰老，而更早消失，更为巴楚文化所替代。”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中国言实出版社和武汉出版社共同出版的《中华长江文化大系》丛书总序中这样写到：

“世界文化史的公例是，古老文化的诞生离不开大江大河。古代埃及如此，古代巴比伦也是如此。中国又焉能例外。中国河流之长者，北有黄河，南有长江。中国最早的文化，即源于此二江河流域。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可能早了一点，至少，是比较为人所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几个朝代的首都都在黄河流域，可以为证。但是，长江流域文化的兴起决不容忽视。现在的考古发掘工作明确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某一些原因（有的原因至今还说不明白），多少年来黄河文化一花独放，讲中国历史，也往往只讲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没有能让人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全貌或者真正面貌，不能不称之为憾事。现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神州大地，也吹醒了长江文化的研究。中国古代史的真面目才大白于世。对中国和世界学术界来说，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

巫盐文化衍生出的巴楚文化，乃至整个长江文化，没有解池盐泉衍生出来的河东文化，或者说整个黄河文化产生的影响大，得到的重视足，除了前面任乃强先生提到的“地理条件限制”之外，应该还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黄河文明的悠远和厚重的确是影响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深远和广博具备孕育整个中华文明的沃土。

二是自夏商周到元明清，统一的王朝大都建都于以黄河流域为主干的北方，强烈的本位主义思想让人们，甚至是让很多学者都囿于所见，狃于所闻，于是只把黄河当为“母亲河”，而不自觉地忽视了长江。

所幸，有巫盐，有巫山龙骨坡的“巫山人”，有众多考古专家和历史学者的研究，让众多的未知逐渐变得清晰。

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都从高山而来，都向东方而去，她们同样悠远，同样厚重，同样广博……

更庆幸的，就是这巫盐，就是这以“巫”为精神文明代表，“盐”为物质文明代表的“巫盐古道”，横亘在中国版图的腹心地带，让长江、黄河两大文明互相滋润，互相汲取，从而更加丰润、厚重。

这条大道，我们接下来的章节会专门讲述，这里继续说回巫咸。

巫咸的“远游”让取卤煮盐的技艺传播开来，也让巫文化开始传播开来。

这种传播是自发的，当然也是无序的，所以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取舍和发展的过程。

春秋战国，中国经历了重大变革，中华民族最终因秦帝国的建立而统一，思想意识形态也逐渐从“百家争鸣”发展到了“独尊儒术”。

用今天的课程体系来看，《诗经》相当于语文课本，《尚书》相当于政治课本，《周礼》相当于社会学课本，《易经》相当于哲学课本，《乐经》相当于音乐课本，《春秋》相当于历史课本，再加上射、御这样的课外体育训练，孔子基本建立起了对人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较为理性的培养方式，也正因为如此，孔子被历代老师供奉为“教师鼻祖”。

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朝廷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主张，废黜百家，独尊儒学，把道、名、法、墨、阴阳五行等先秦各家学说统一于儒家，使《春秋公羊学》成为最通显的儒家学说。

也自此开始，原始巫文化开始名存实亡，巫术日渐走邪，巫文化被众多文化兼容、取代，巫师的职业向多方向分解。

以“巫咸”为代表的众多巫师们，从熬盐的技师，到占卜的祭司，到管理部族的“国首”，到传播文化的使者，出于职业需要，掌握了更多的文化技能。古代的大部分官方文书工作均由祝宗卜史系列的官员们来承担，这类官员稔熟于各种祭祀仪典、天文历法、史籍谱牒、占卜记录等，这样一些人有意无意中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文化知识成为记录保留古代文化的中坚力量。

在人类进入氏族社会之前，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巫官时期”。

但在“独尊儒术”后，传播巫文化的众多巫师们，大致分成了这样四个门类。

一是辅佐君主。

《尚书·洪范》：“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士，谋及卜筮。”祭神、占卜在古代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司巫、男巫、女巫均有不同的施职范围，主持比较大型的、专门的巫术活动，如此精细的区分，反映出巫在其分化过程中职权逐渐缩小的趋势。

由于统治者对巫术的笃信，巫师的地位尽管较从前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技艺超群者在统治者的优宠下仍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巫师们设坛作法，希望通过玄妙的法术通神，他们还能“准确”地测算过去与未来，从而赢得统治者的信任，并且凭着观星占筮等“绝技”进行参政、辅政，干预国家大事。这样，一部分巫师因为继续受到宫廷的重视，而得以承担一部分朝廷的事物，开始辅佐统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御用巫师。

二是服务百姓。

人，永远都有无尽的愿望，更有数不清的恐惧，有被人类学家们称作“集体无意识”的对神鬼的敬畏，看似琐碎零散的巫术活动，犹如春天的草籽，在民间生活中肆意蔓延。

《史记》里说：

“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累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於临晋，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

民间巫师由于同世俗生活保持着亲密的接触，因此不管时局如何动荡，政权如何更迭，各种力量如何打压，他们却一如既往浮现或者潜伏于广泛的世俗生活中，奔走在民间，凭借光怪陆离的巫术形式，祝祷、占卜、祈禳……

巫师们出没于社会生活的不同场景之中，成为奉神事鬼服务百姓的骨干。

三是成为艺人。

巫者，舞也。实际上巫师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用歌舞来降神娱神，因此巫师尤其是女巫大都善歌舞，这在《九歌》和《诗经》中有许多描写。

在原始人的心目当中，艺术具有相当的实用价值，在最初的艺术发展阶段，含有巫术性质的艺术是最早、最普遍的文化形式，最原始的艺术形式往往是作为辅助实际生活的一种巫术而得以产生。

巫术活动中所搀杂的强烈的情感、执着的信念、神奇的幻想等等，简直就可以被当作史前艺术的部分组成。因此，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大量绘画、雕刻等作品和一些原始部落保留的歌舞，被当作艺术起源于巫术的证据。

巫师成为最早的舞蹈音乐艺术家，极富表现力的独特艺术形式在他们的“巫舞” “巫歌”中形成并被发扬光大。巫术思想的流传，对巫师的迷信，奠定了古小说中巫术故事盛行的广泛社会民俗基础。巫师们信巫还要传巫，所谓的“传”除了一般的口传之外，在文字产生之后，叙事文学就成为巫师们传播巫术的最佳载体。

四是转移并融入其他宗教。

巫文化是宗教最原初、最粗陋的形态。

在各类宗教发展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借用和吸纳了巫文化的元素。比如道教，鲁迅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就阐述过这样的观点：“中国的根底在道，道的源头是巫。”

巫文化与各种宗教文化之间存在着许多错综复杂的联系，比如形式上的神秘性、仪式性、规范与禁忌，比如精神内涵中的“崇尚万物有灵”“天人合一”。巫术的本质在于“精神”对自然的驾驭，然而这时的“精神”尚未作为精神而存在，尚未在于其普遍性中，是个别的、偶然的、经验的自我意识，随后逐渐演化为普遍的、必然的集体意识，即为宗教。

巫溪县摄影家协会供图

作者简介：唐文龙，80后，重庆巫溪县人。喜摄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新华社签约摄影师，用色彩和形状表现哀愁与欢乐。

喜文，当过农村小学教师，做过党史研究工作，获得过没有记者证的重庆市首届十佳“田坎记者”称号，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新诗学会会员，华龙网“鸣家”、重庆晚报“夜雨”专栏作家，重庆市文旅融合专家库成员。发表各类诗歌、散文等文学和新闻作品百多万字，多次在各类征文、摄影比赛中获奖，出版有《小人物讲大道理》，长篇文化散文《巫盐天下》，一直敬畏着文字。

喜书，好读书不求甚解，获得过重庆市第七届十佳读书人称号，一直自娱自乐，对镜黄花，临窗醉月。

网名“黑蚂蚁”，毫不起眼，柔弱渺小，但始终模仿着蚂蚁的姿态，坚持，坚韧，倔强地爬着，虽然慢了点，但一直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