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我的故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正在推进，经济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在文化上，巴蜀其实从古及今就是一个整体的区域概念。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行政区划的变化，并不能从文化上把巴（重庆）和蜀（四川）截然分开。川菜、川剧、川妹子、川江号子都既属于四川，也属于重庆。重庆的几所知名高校至今也没有改名，仍然叫四川外国语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

我是生在成都的蜀人。从位于成都后子门的川西实验小学毕业后，在成都七中就读六年，然后到重庆念大学，此后就一直留在重庆了。记得八十年代在北京出席全国教代会的时候，四川代表团团长、四川省副省长韩邦彦曾经在代表团的会议上说：“没有川西实小，没有成都七中，就没有吕进教授。”

川西实小现在是成都实小，校园很大，李鹏、韩邦彦都是川西实小的学长。成都七中是百年名校，它是清华、北大的重要生源基地，每年考进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几乎都要占成都招生人数的一半。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读书的时候，学校有4位理科教师颇受欢迎。学生们编了一首顺口溜：“真物理，假化学，熊代数，唱几何”。真物理是指姓曾的物理老师，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后来调到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假化学是指姓贾的化学老师，在我毕业后他调去四川师范学院化学系。熊代数非常有个性。1957年秋天，他第一次来上课，我们想，他可能会规范些了吧。结果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教育局的大人们有毛病”，惹得哄堂大笑。上了熊老师的代数课，不需复习，一切了然于心。唱几何当然是几何老师，他是咏唱着上课，唱到重要地方，会改为说话：“注意，这里很重要啊！”

成都七中文理并重，百年中，文理科都出人才。2005年5月，在成都七中百年校庆的庆典上，校长王志坚致辞：“成都七中百年的历程，培养出了李萌远、陈家镛、叶尚福、王昂生等院士和屈守元、吕进、白敦仁、冯举等知名学者。”这院士之外的四位，都是文科学者。

我的语文老师是白敦仁，明代文学专家，他教的《木兰诗》等古代名篇，我至今也能背诵。有一学期开学，我家太穷，实在缴不出学费。白老师是班主任，我的妈妈找到白老师。家境并不宽裕的白老师立即说：“吕进的学费我缴了，这个孩子不能耽误，他将来必定有出息的。”我读高二时，白老师奉派去波兰华沙大学中文系任教，我曾赠诗《送白老师远行》，最后一节是：“遗憾自己不能长出翅膀/在天海里划着，为你送行/我将一颗爱心付与一弯明月/送老师到密兹凯维奇的国境。”白老师后来调往成都大学，出任中文系系主任。成都七中还有一位好校长解子光，他在成都七中任校长26年，后来任成都市教育局长。他做报告极受欢迎，以致闹出有学生尿急而又不愿离开会场最后尿了裤子的笑话。成都就是这样一座生我养我的城市。

大学毕业那天晚上，外语系毕业生开会，由系主任赵维藩教授宣读分配决定。白发苍苍的赵主任是山西文水人，刘胡兰的同乡。他用山西腔第一个就宣布到我的分配：“吕进，四川省高教局。”喜从天降，我这个成都人简直高兴得要死：这下可回老家了。回到学生宿舍，却看见门上有人留下的用粉笔写的字：“吕进，明天早上8点在44中门前集合，出去联系学生的教学实习，时间一个星期。”我很纳闷，我不是要回成都了吗。仔细看分配通知书，发现在“四川省高教局”下面有一个括号：西师报到。西师当时还不是教育部直属高校，是省管，哎呀，高兴了半天，还是留在这里呀。从那一刻起，我就变成了半个重庆人，接受着蜀文化和巴文化的双重熏陶。我的妻子是重庆“土著”，在重庆巴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因为我的关系，大学毕业后又回到重庆，我们携手观赏了半个世纪的人生风景，这是“双城之恋”的又一种解读吧。

 巴山连接蜀水

“中国文化一源论”曾经是学术界的共识：黄河流域从来都被认作是中国文化的唯一摇篮。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材料证明，中国文化的起源其实是多元的。黄河流域在古代是九州之中，起到的是重要的凝聚作用，但是长江流域（尤其是巴蜀地区）、珠江流域、燕辽地区、江浙地区都是中国文化的起源地。

巴蜀文化是由巴文化和蜀文化组成的区域文化，很自然，巴文化和蜀文化就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同质性。最相似的就是，不管四川还是重庆，它的文化既不是典型的东部文化，也不是典型的西部文化。我在讲学中总是开玩笑说：“巴蜀文化都不是东西。”

巴蜀文化自古以来是建立在“山高皇帝远”的蛮夷之地的文化。地处偏远，和文化权威、文化新潮就若即若离，较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带来自由的创造空间和纯净的心理空间；它的边缘性引导出文化的自在性，总能洋溢一分一寸的年轻，放飞自己的文化风格。东部文化的前沿性、时尚性，以及同时夹杂而来的浅薄和玄怪，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不大。在四川盆地里自娱自乐的巴蜀文化不太追风赶潮，过分先锋的东西在这里市场总是有限，寿命总是短暂。西部文化的边缘性，以及夹杂而来的抱残守缺，在巴蜀文化这里影响同样也不大。巴蜀文化对于外地、外国的东西比较少见但不多怪，并不排斥和歧视。相反，巴蜀文化往往喜欢把玩甚至敬畏异质的“希奇”东西，并且从中吸取需要的养分。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向度，就构成巴蜀文化的守常求变的基本品格：稳健的先锋，或者，先锋的稳健。川菜，在稳定的麻辣口味中，又增添着异域的成分，不断推出新派川菜；方言，在保持风趣幽默的西南官话中，又不断纳入新的词汇；川剧在融汇高腔、昆曲、胡琴、弹戏和民间灯戏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但又不停地在唱腔、舞美、灯光等诸多方面吸纳其他剧种的元素。

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我在外语系俄语专业执教，发生了一场争论。一位广东女生穿了一条西南师范学院从来没人见过的喇叭裤。一些学生认为，这是奇装异服，大学生不适合穿。另一些学生说，这有啥呀，不习惯的东西慢慢就会习惯的。他们争执不下，就到我家里，要听我的看法。我就开玩笑地说，鲁迅曾经说，一些中国人对于传进来的外国东西一味看不惯，一味反对。到了实在反对不了的时候，就改口说，这种东西中国其实古已有之。从敦煌莫高窟的飞天壁画看，有些穿裤子的飞天，那裤子就像现在的喇叭裤。“看来，中国古已有之呀！”学生大笑，一场争论就在承认新鲜事物的氛围里化解了。     

巴出将 蜀出相

在文化上，四川和重庆很难完全划开，甚至根本划不开，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川渝一家。但是细细观察，也有区别。在饮食文化上，川渝都喜欢麻辣，其实川更喜欢麻，而渝更喜欢辣；川爱好喝花茶，渝流行喝沱茶。在语言上，川渝都属西南官话，其实四川话更软，语句更长，女孩说话更嗲。重庆话更硬，语句更短，更直接。有些词语也不同，比如，四川话说“加油”，重庆话说“雄起”；四川话说“不客气”，重庆话说“不存在”；四川话说“丢人现眼”，重庆话说“脏班子”；等等。

《华阳国志》说：“巴出将，蜀出相”，从根本上道出了四川文化和重庆文化的细微区别。

四川和重庆属于同一个区域文化，这个区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但是，四川文化有文的品格，柔的品格；重庆文化有武的品格，刚的品格。《山海经》说：“西南有巴国”，重庆在远古是巴国。巴国多为穷山恶水，陡山险川。爬坡上坎，逢山开洞，遇江架桥，造就了巴人负重自强、尚武敢为的文化性格。巴人主要靠狩猎生存，和野猪老虎之类搏斗，所以巴人性格火爆，重群体讲义气，耿直“干躁”。巴地民风彪悍，巴军能征善战。周伐殷，以巴人为冲锋之兵；秦依仗蜀之财富与巴师之劲勇扫荡六合；西汉刘邦用七姓巴人还定三秦；东汉也依仗巴人驱杀西羌，从而解除了西羌对王朝的严重威胁。巴人之善战，被羌人号为“神兵”。横扫欧亚的蒙古铁骑同样被巴人长久阻于合州防线，连号称“上帝之鞭”的大汗蒙哥也死于钓鱼城下。渝籍诗人赵晓梦就有一部长诗《钓鱼城》，吟咏这“上帝折鞭处”，吉狄马加和我都为诗集写了序言。在这样的背景下，“巴出将”就不奇怪了。巴蔓子、甘宁、秦良玉、刘伯承、聂荣臻等等都是一代名将。

和重庆相比，四川是一个大平原。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巴靠山，蜀靠水，蜀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自李冰修都江堰之后蜀地就成为千里沃野的天府之国。古蜀不仅有以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

衣食无忧，文风兴盛，“蜀出相”就是自然的事情了，富庶的生活养成了休闲、安逸、绵软的风气。蜀地多出文人雅士，在文学上，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杨慎、苏东坡、郭沫若、巴金都青史留名。

文明求同，文化存异。一个地区总是拥有自己独特的性格，它为居民提供心理定位，为地区塑造文化形象。当今时代，地区的现代化正在吞食地区的个性化，但是相似性无法满足人们对世界的多样性、多彩性、多元性的向往。所以，成都文的、柔的文化品格和重庆武的、刚的文化品格，都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实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宏图里，应该保持和发扬光大的。

鸣家简介：吕进，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西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第六届、第七届全委委员，重庆直辖市第一届文联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