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诗的国度，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源远流长的中国诗歌长河洋洋大观，可谓千姿百态。在这其中，诗歌直面现实、书写现实，从最初、最宏大的源头《诗经》以来，两汉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诗歌，唐、宋、元、明、清文学，都在继承和发扬，并以凸显的主脉成为中国诗歌优秀的传统。新诗百年，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各个主线条上，诗人关注现实、呈现存在，反映时代的宏阔与幽微，也始终是创作的正道。从古至今，众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人和现实主义作品，历历在目，栩栩生辉。

现实书写，不仅仅是诗学流派现实主义所倡导的原则和方向，也是一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这个态度既是对中国诗歌“古典”精神内核的承袭和弘扬，也是对“诗歌是生活的表现”(别林斯基语)的本质勘探。现实书写，与伟大的现实主义息息相关，然而现实书写并非现实主义独享的专利，其他诗学流派同样可以、并却能够持有这样的创作态度。只是切入的路径、视觉、点位，以及呈现的方式不同罢了。现实书写，就像不拒绝武林的十八般武艺，找准穴位，出奇制胜。尤其是在我们进入新时代之后，中国诗歌应该积极参与和介入这个伟大的历史推进，直面时代，“活捉”现实，要给诗歌强身健体，让诗歌与时代同步，生长健康的肌肤和骨骼，探索人生的价值、观照社会的愿景、与时代共鸣。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有科学依据、有丰富内涵的理论创新重大成果。是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得来的，是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中做出的科学判断。新时代必然有新的时代特征、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诗歌是所有文学门类最敏锐、最前沿的社会观察哨，我们对新时代的现实书写责无旁贷。这样的现实书写有一个最重要的标尺就是，要观察、思考、解读、把握新时代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质、新质和异质，宏大可至朗朗乾坤，幽微可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面对新时代，作为一个诗人更需要重新呼唤社会责任和艺术责任的双重担当，要走出自己幻觉搭建的象牙塔，摈弃自娱自乐的自恋，密切关注人类实践活动和社会现实，关切人类生存的多维度和精神成长，揭示现实生活本相和时代特质，书写人类丰富饱满的心灵世界。正如《文心雕龙•时序》所言：“文变染乎世情”，新时代也在呼唤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相匹配的“风雅颂”。

这其实是“写什么”“怎么写”的老生常谈。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作立场和态度问题，一个是写作技术问题。尽管很多场面上都认同两个问题相同的重要性，但是这么多年来，看重怎么写，看轻写什么，两个问题在诗歌创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有目共睹。对诗歌里一味玩技巧、玩概念、玩语言的花活，津津有味，乐此不疲；对诗歌里玩粗痞、玩猎奇、玩身体的器官，熟视无睹，看不见批评。这个现状由来已久，从新时期到新世纪，再到新时代，诗歌的热，更多是在诗歌圈子里热火朝天，各种分享，各种诗歌活动，各种冠以世界、全球、桂冠的评奖犹如万花筒似地在旋转，光怪陆离，泥沙俱下，良莠不分。这个状况严重伤害了为中国诗歌健康发展殚精竭虑、孜孜不倦奉献的群体，也严重伤害了诗歌本身。诗歌创作不需要规矩和框框，但诗人必须要有道德的尺度。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入，社会的细分和渐趋定型的社会形态所带来的新问题、新经验，使诗歌道义的力量，诗人的责任与担当，开始成为诗人的自觉。任何诗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诗歌创作提倡什么，它的方向、原则和态度应该旗帜鲜明。而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应该责任在肩，道义在胸，他的写作应该与这个时代发生关系，留下擦痕。新时代的现实生活为我们提供了无穷无尽的宝藏，认识现实生活就是认识自己。要在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中洞悉它的变化，包括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变。现实不是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我们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

诗歌是人类思维与现实存在结合的伟大产物之一。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跟随诗歌走进任何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生活的琐碎及身心的隐秘。所谓“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不同的现实写作主体又为诗歌在其形态上带来了“可能”。这种可能，便是诗人偶然与必然相结合的“可能”。“可能”可能是一个开端，可能是一个过程，也更可能是一个结果。就诗歌而言，我一直认为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这种介入也应该是立体的、深入的，它唤醒的是诗人不同经历、不同视角的发现与切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很大程度上已经转换为了诗人个体的精神承担，问题不在于这个个体的承担，而在于诗人们作为个体怎样才能够与社会和时代的进行沟通和融入，在现实中找到自己。这种沟通和融入就是对现实的介入，只有真正的介入，才有真正的现实书写。新时代已经到来，新时代自有其宏阔抑或微妙的历史内涵，每一个中国诗人都应该激情相拥这个时代，为我们伟大的民族树碑立传，以生命之书成为历史的精神见证。

古人王国维早有论断：“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我们现在强调的现实书写，就是新时代的书写。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任重而道远。但是遗憾的是，现在不少诗人由于过分迷恋作为个体的惯性写作，或者对身边翻天覆地的变化置若罔闻，或者深陷于自己搭建的语言迷宫而不能自拔，自恋、自负而幻觉膨胀，目空一切。很多诗人自己现在都不明白，自己已经缺失了辽阔的胸襟和视野。客观地讲，很多人在现实面前已经束手无策，丧失了进入现实的能力。有的甚至一提到现实书写，就像跌入万丈深渊，思维呆滞，文思枯竭，半天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这不是危言耸听，我想见过这样场合和遭遇这样情境的人一定不在少数，无需例举。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作为个体的诗人如何置身于人民之中，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不仅仅是解决诗人“写什么”的写作态度问题，更是解决做人的问题。一个诗人真正把自己当成人了，而不是幻觉出来的“著名”，或者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就会自觉摈弃玩熟了的“花活”，真实体验现实社会的蠕动、裂变、衍进，亲历这个过程，感悟这个过程，在创作上就不会装神弄鬼，不故弄玄虚，就会好好说人话，真实可信地把自己的体验和思考呈现在读者面前。为时代立言，就是为人民立言。诗歌的现实书写需要找回的就是人民的立场，这不仅是新时代对诗人创作方向的定位，更是现实社会对新时代的文化要求和价值期待。

中国诗歌在新时代如何有所作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这是为正确认知中国诗歌现实写作提供了正确的指导。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特征、特质和精神，时代的现实生活就是历史背景、社会风貌、生活百态、人生况味，诗歌创作不能只是自我怨艾的浅吟低唱，不能一味沉溺于文字游戏，更需要波澜壮阔的“大风歌”，风卷残云，拥抱光明与希望。我愿意相信，每一个时代都将为这个时代的文学打上诚信的烙印，这个烙印就是这个时代为你颁发身份证。

图/葡萄

本文刊发于2019年2月20日《光明日报》14版

作者简介：梁平，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民商法研究生班。现为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青年作家》主編、《草堂》诗刊主编。

主要写诗，兼及散文、小说、评论。出版有诗集《拒绝温柔》《梁平诗选》《琥珀色的波兰》《近远近》（波兰语波兰版）《三十年河东》《家谱》《汶川故事》等十部，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长篇小说《朝天门》等。诗歌被译介到美、英法、波兰、保加利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

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中华图书特别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四川省文学奖、巴蜀文艺奖金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