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到狗肉我就会联想起那血淋淋的屠狗场景。

我的老家在农村，很小的时候，我对被屠宰的狗还谈不上生物学意义上的怜悯，我只是对它们的悲惨下场起了恻隐之心，这也是我当年从伯父手中救出小花的唯一原因。小花是一只大狗，或曰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符号，真正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只大狗在面临死期将至时那可怜巴巴的眼神。我把它藏了起来，勃然大怒的伯父指桑骂槐得罪了许多人，惟独没想到家里出了“叛徒”。

小花很壮实，前腿搭起来时，比我还高。小花的毛色黑中有白，白中有黑，排列得很有秩序，很和谐。我的屠夫伯父曾对人说，多棒的一条狗，被哪个家伙偷去了，我碰到了一眼就能认出来。在他眼中，狗不管是雄的还是雌的，也不管是黑的白的或是花的，最终只是肉案上的一堆白骨和一团红肉。或许是因为杀生太多的缘故，一年后伯父不明不白地死了，小花才得以在我们那个村子里自由行走，就像获特赦的政治犯那样。

在我们村，几乎家家都养狗。人们把狗视为家庭的一份子，每天吃晚饭的时候，母亲们一会儿呼唤自家孩子的乳名，一会儿又叫嚷着狗的名字，以至外人分不清谁是人名谁是狗名。人与狗相处久了，许多生活习性都变得非常相似。在乡间，你可以看到一个农民像狗一样随地小便——左脚脚尖踮起，膝盖微微抬起，重心落在右脚，事毕，通常也像狗那样习惯性地打个尿噤。小花对我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它的孤僻习性促使我变得与同伴格格不入。由于我跟小花形影不离，我父母常常拿我跟它比较。每天回家，我娘脱下我的一身脏衣服，指着小花说，你瞧，小花多干净；而我每次用袖管擦鼻涕时，爹就把食指弯成秤钩状，在我的前额狠狠地敲一下，说，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小花在旁边仰头看着我，可怜巴巴的，似乎比我还没面子。小花是我的好“兄弟”。

但我，却成了杀死小花的凶手。

邻家的小妹阿莲被狗咬伤了，五岁的阿莲说是一条花狗咬的，当时大家没怎么在意，可不几天，阿莲竟死了，据说是得了骇人的“狂犬病”，换句话说，阿莲是被狗咬死的。于是阿莲的话自然被人提起并且成了铁证，我们村里狗很多，但花狗却只有两条，除小花外，就是村长家的。而阿莲家离我家最近，“凶手”不是小花还会是谁？我爹怒气冲冲地叫我把小花找回来，我不敢违逆，我知道小花闯大祸了，免不了要被教训一顿。我把小花哄出来，却不料大伙竟用绳索套住它，用粗棍往死里打，有的还用带棱角的石头砸它。我站在旁边，一时不知所措。倘若我出面阻止，我将会被人们视为小花的“同谋”，若是袖手旁观，我又成了杀死小花的主谋。正犹豫间，一声惨叫传来，小花已经躺在地上，四肢伸直，浑身不断抽搐着，嘴里还涌出一股鲜血，一柄菜刀深深地戳进了它的脖子。我走近它，看到它的眼中迸射出两滴绝望的泪水，它在最后的弥留时刻一眼不眨地盯着我，眼中并没有夹带怨恨，正是这种无比平静的眼神，使我全身如遭雷击。我，一个自以为有良知的人，竟出卖了一条狗，这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宽恕自己。

没过几天，一个中午，我听见有人歇斯底里地喊：村长家的狗发狂啦！我走出屋外，看到村长的小儿子被人抬上一辆板车送往乡卫生院。村长的妻子像一条疯狂的母狗扑在村长家垂死的花狗身上，用菜刀切花菜似地猛砍狗的脑袋。村长的老母坐在一条石凳上，目光呆滞，喃喃自语：“作孽啊，自己家的狗咬死了别人，让自己家的孩子遭报应。”我恍然大悟：害死阿莲的并非小花，而是村长家的疯狗。我沉痛地低下了头。

我来到小花的葬身之地，重新为它掘了一个坟墓。我那读过几天私塾的爹这时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身边，他为小花刻写了墓志铭：这里躺着一头义犬，他含冤而死，而另两个将抱愧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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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清泉，1970年末生于四川绵阳安州区，现居重庆，任职于重庆师范大学。1988年开始习诗，有诗集《永远在隔壁》《倒退》《101个可能》出版，在《诗刊》《光明日报》《星星》《诗选刊》《诗林》《诗潮》《诗歌月刊》《中国诗歌》《葡萄园诗刊》《海鸥诗刊》《散文》《美文》《中国校园文学》等报刊发表诗文1000余首（篇）。有诗作入选中国大学生抒情诗选、诗歌日历、年度诗选等选本。系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主席，重庆市科普作协理事，重庆诗刊副主编，重庆作协、重庆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