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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诗四十年，从来就没有那种得意洋洋、目空一切的时候。我不去怀疑那些整天“老子天下第一”的真实和底气，也不去甄别那些自负、自恋里藏有多少心虚和自卑，更愿意把这个归结于自己天资愚钝，或者脸皮还不算太厚。于是，老老实实地写自己想写的情感与物事。我的写作总是有“我”在，七情六欲，上天入地。我的文字认同我的血缘、胎记，以及“家”的谱系，这是我对故乡和家国基因的指认。家对于我，是一生写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说，以前、现在以及以后的写作，我都不会偏离和舍弃这样的谱系。我这样执意固守，就是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有血有肉”，有活生生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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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是诗歌的散兵游勇。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运动和流派风起云涌，我没参加任何流派，任何运动，而其中的将帅人物、中流砥柱很多都是我很好的朋友，哥们儿情感一点不受影响。我总是觉得，参加了无非有两个可能：一是在群体中可以抱团取暖，相互激励，加快成长速度；另一种可能，使自己创作视野和路子变窄，久而久之，沦为近亲写作和门户写作。诗歌写作的风格与技法林林总总，抒情与反抒情、传统与现代、口语与非口语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剥离、互补、渗透，并不是非此即彼。就像武林高手，每个高手都有独门绝技，而真正的高手，还能熟悉和掌握十八般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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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与成都是我生活的地理，也是生命与精神向外延展的重要基地。认识自己必须认识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城市。要在习以为常、见惯不惊中洞悉它的变化，包括日常生活、社会形态、人们的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演变。一个诗人不能对这种变化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实不是一个空泛而虚假的概念，不是简单的油盐酱醋，不是土地和庄稼、城市与霓虹，而是既可细微至生命内核最隐秘的部分，亦可宏大至朗朗乾坤。所以需要重新发现和认识。这个过程就是诗歌知冷知暖、知苦知痛，就是人间烟火。你的生活就是你的现实，对于创作而言，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符号。诗人应有高度自觉，要以这样的认知让你的写作落地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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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我是城市的书写者。我喜欢在自己生存的城市寻找入口，把笔触深透到城市的写作中。现代文明催生了城市化进程，乡村与田园渐行渐远，城市已经成为人口集中、人的情感和欲望的集散地。所以，尤其需要诗人对城市的精神代码、文化符号以及城市人与城市各种关系里的消极与积极、融入与抵抗、享受与逆反的辨识与思考。很多诗人之所以还在复制农耕文明的虚拟抒情，实际上，还是缺乏进入城市的能力。一个当代诗人有责任理直气壮地去抒写城市。在现实生存的繁复、含混、荒诞和司空见惯的日常经验里，拒绝惯性、虚无和自恋，捕获别人所忽略、甚至无从下手的“新大陆”，写出自己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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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诗人深陷“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的误区，过分强调诗歌技术性的重要，而忽略了诗歌的社会责任和作为诗人的社会担当，忽略了我们究竟该写什么的深度思考。这些年，作为文学的诗歌渐行渐远，远离人间烟火，远离了滋养诗歌的土地。不少诗人面对生活的痛处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却无比自得、无比优闲地陶醉在自娱自乐当中。诗人疏远自己家园，诗人无视国计民生，诗人忽略百姓疾苦，不断地重复别人的同时重复自己。这样一种状态的写作，怎么不可能走到边缘？又怎么能让那些食人间烟火的百姓为我们的诗歌叫好，为我们的诗歌饱含泪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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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判断。这种习惯伴随我生活的每一天。所以在我的大脑中有一个巨大的储存库，这里的库存每一刻都在增加。中国社会转型已趋向立体和深入，社会的细分和渐趋定型的社会形态所带来的新问题、新经验，使诗歌道义的力量，诗人的责任与担当，开始成为诗人的自觉。我的诗歌自然也会呈现这些思考和判断。从文学概念上讲，直接进入现实不太好把握，需要沉淀和发酵。但是就诗歌而言，我一直认为需要及时、敏感地介入现实。这种介入也应该是立体的、深入的，它唤醒的是诗人不同经历、不同视角的发现与切入。诗人不能在现实面前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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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应该是人类思维与现实存在结合的伟大产物之一。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跟随诗歌走进任何一个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琐碎生活及身心的隐秘。诗者，所谓“感其况而述其心，发乎情而施乎艺也”。不同的写作主体又为诗歌在其意识的形态上带来了“可能”。这种可能，便是诗人偶然与必然相结合的“可能”。“可能”可能是一个开端，可能是一个过程，也更可能是一个结果。在诗歌写作上一味追求辞藻、意象，把一首诗整得眼花缭乱，或者像做瓷娃娃一样雕琢成诗歌工艺品，这些对我来说，我会刻意保持距离和警惕。我在乎的是，我的写作、我的生命和伴随我生命成长的社会里的宏观与微观，一定要发生关系，要留下自己的擦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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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流行有一句话，把诗写得别人看不懂就是诗人，把字写得别人看不懂就是书法家。这实际上是一种批评，是为“装神弄鬼”做出的最精妙的注释。任何人任何时候千万不要把别人看不懂当成你的骄傲，就以为你比别人高明了，有本事就让别人看懂你，看懂了才知道你究竟高明不高明。写作可以有幻觉，做人不能有幻觉，做人有了幻觉就会目中无人。诗歌的路径和方向千姿百态，看得懂看不懂都可以成立，它的构建方式，它的叙述手段，它的审美取向都具有独立的品质，但切不可唯我独尊。我也写口语诗。很多人指责口语诗泛滥了口水，让真正优秀的口语诗蒙冤。其实口语诗写作难度很大，它把语言干净到每一个字都不是装饰和附属，而讲究的是字字力道。当下已成泛滥的口水诗，不是口语诗，口语诗不去背这个黑锅，必须要作出甄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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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道德与原则模糊的时代，很多人都被自己的欲望裹挟着行走。一个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可谁又能料到，往往一旦我们踏入欲望这条河流，常常会两脚不着地，只能被动地跟着它漂荡。水性好的人兴许能游到彼岸，水性不好的人，最后的结局便是淹死在自己的欲河里。正如钱文亮先生所言：“现代人的生命从整体上已经破碎、苍白、残缺，从根本上已与唐时代的人类截然不同的世界”。人们的生活已经被商业和都市文化填塞得几乎没了空隙，田园牧歌、花枝招展的写作已经格格不入。新诗几乎无法拒绝地以表现丰富而复杂的现代情绪，斑驳陆离的都市生活，现代人情感的复杂、混乱，焦虑而获得了现代美学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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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一定会形成自己的语言系统和思维系统。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要警惕成形的语言和思维系统，要不断的在写作中给自己制造陌生。我喜欢米沃什，他做过外交官、教师、也流亡过，他复杂的身份构成了他的生命经验的复杂性，他在90岁的时候还说，“到了这种年纪，我仍然在寻求一种方式、一种语言来形容这个世界。”我也喜欢自己花甲之后的写作，更多的是在寻找一种平和，淡定，而且对人、对事，对人与物、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寻求一种和解。因为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和社会之间，天生有一种对抗和隔阂。我希望我的诗歌能在对抗和隔阂中达成和解，不是对某事某人，而是人生态度和写作态度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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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奖项扯上关系总觉得是一件滑稽的事情。这么多年当评委没有千次也有几百次，上到国家鲁迅文学奖，下到地方某个媒体某个企业设立的奖项。能够拿奖，有奖杯，有银子固然是好事，给我我也觉得很惬意，很爽，脱不了俗。但是你自己把这些奖杯和银子当成你写作成就的标杆和尺度那就大错特错了。我敢说，任何奖项都没有这个威仪。包括我自己主持过的各种奖项，都是在努力做到评出好的作品。但是这种努力真是势单力薄，它毫无例外地最终受制于摆上桌面摆不上桌面的种种“平衡”。所以横竖看淡点，切不可上当。心无旁骛，写自己想写的，能够留些文字给后人，足矣。

2018·8·5凌晨于成都·没名堂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简介：梁平，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民商法研究生班。现为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青年作家》主編、《草堂》诗刊主编。

主要写诗，兼及散文、小说、评论。出版有诗集《拒绝温柔》《梁平诗选》《琥珀色的波兰》《近远近》（波兰语波兰版）《三十年河东》《家谱》《汶川故事》等十部，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长篇小说《朝天门》等。诗歌被译介到美、英法、波兰、保加利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

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中华图书特别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四川省文学奖、巴蜀文艺奖金奖等多种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