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碗酒垫底

直到要离开哀牢山，在挥手告别的一霎那，我才强烈地感受到一个人真正面对自然，竟是那么的渺小，我们与生俱来引以为骄傲的那些头衔、名份以及深藏于内心的虚荣，在大自然面前，竟是那么的一文不值。

这次我去了哀牢山。在云贵高原上，哀牢山是有点名声的，与无量山相望，属横断山脉一系。我接到通知的时间很长，但决定去还是临行的前一天。这是因为哀牢山在我的印象中，不如版纳，更不如丽江，我没有实感，心疼的是时间。像我这样浪费了很多时间的人，对任何事，都该有相对精准的选择。可是，最后促使我成行的原因，居然与此行的目的毫不相干，简单到只是想出去走走。

从昆明坐车到哀牢山整整十个小时，这是事先没有料到的。

当我昏昏沉沉地从面包车上下来的时候，前面的垭口已有一支队伍在列队迎接，我从身边几个同道那里得知，自己已经落脚哀牢山了。从迎接的排场看，这个山垭口应该是镇沅县的一道山门。我对镇沅的了解得益于行前翻看的《中国行政区划手册》，知道镇沅县的全称应该是云南省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隶属思茅地区，是一个新建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至于山门以外是哪个县我就不知道了，一路迷迷糊糊。这个垭口是和平乡的金山垭口，起名金山是因为另一个方向的半山上，有一座储量不低的金矿。这倒也好，要不是路途艰难，这里该是趋之若鹜之地，没准不少人会生出些非分之想。

至少我们一行还没有发现这种端倪。宾主分两旁站在金山垭口，县里的四大班子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列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一个民族接一个民族的小姑娘，唱着酒歌向我们走来，一杯接一杯的小锅酒举过头顶，我知道，这是哀牢山的最高礼节了。我们只是些舞文弄墨的人，本不该接受如此大礼，又却之不恭，只好稀里糊涂的陷入。

我们十几个人，写诗，写散文，写小说，编刊物，也算是各色人等，分别来自不同的城市。尽管我们的名单县里早就有了，但还是一一作了介绍。县里的人很激动，那种激动很真实，真实得没有一点掩饰。后来我才知道，哀牢山在云南这样的旅游大省属于还没有开放的地区，去的人很少，在这之前，干我们这种行当的人去得更少，这也叫物以稀为贵了。同行的云南的几位作家中，也只有一位到过哀牢山，那也是多年以前在这里工作，一走也是十多年了。

其实在昆明的时候我就应该想到这一点，我那在省政府国税部门任要职的大学同学，听说我去哀牢山都有点惊讶。他告诉我，他来云南一年多，跑了十几个地区，就是还没有跑哀牢山那个方向，他安排的也是今年一定要去。我倒是先他一步了，如此看来，我还该有点得意才是。

都说“酒不醉人人自醉”，这次我是领教了。从城市到农村，从一种生活走进另一种生活，这本身就很叫人兴奋，而且这种兴奋好像蓄谋已久，一触即发。我们还只是刚刚落脚在山门前，就被淳朴的民风熏得飘飘然了，就被浓烈的酒歌煨得暖暖的了。而这一切，又来得那么自然、亲切和真实。

先是彝家的酒歌，接着是哈尼的酒歌，最美妙、最是长久萦绕的还是拉祜族的酒歌。这使我想起陶醉在女钢琴家旋律里的帕斯捷尔纳克，他听到了世上最完美的死亡；而我，陶醉在拉祜族的酒歌里，我得到的是世上最纯粹的情感。

拉祜族就是以前的苦聪族，是受苦受难最多的民族，但同时，拉祜族又是最顽强、最善良的民族。那酒歌朗朗上口，一听就记得住旋律，就不能自已。歌词是苦聪的土语，跟着发音就成了“哀罗普尼棵棵棵/罗罗尼那细哲撇/圣卓格搓啊着尼/米细细细底情/欢迎喂喂那细克人/切得克哲朵朵杯/朵杯！”尽管我一点都不懂意思，还是跟着一起哼唱。小姑娘把酒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问了她，她给我作了翻译，大意是：“哀牢金山哟/流淌出的烈酒/那是苦聪人/火一般的热情/欢迎你远方的客人/喝干这一碗米酒/干杯！”

我不敢怠慢，更不敢推却，双手接过酒碗一饮而尽，说了句：“有了这碗酒垫底，以后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我们在金山垭口站成一排，夕阳、酒歌和酒，把我们每个人的脸都烤得绯红。

此刻的我，已经受到感染，这种感染是这里的山，带给我的，这种感染是这里人，带给我的。这里的人和山自然流露出来未经修饰的情感，给我的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我似乎感受到了，这是一个负重的民族带给我的最轻松、最快乐的歌唱。比起我所熟悉的城市面孔中那些靡靡之音、塑料笑容以及随处可取的哀叹，我不得不偷偷问自己：“你以为你是谁呀？”我知道，这种感觉和这样的真实，已经很久没有了。

最承受不起的致敬

一个人一生经历的礼遇不胜枚举，有的礼遇你大可漫不经心，而有的礼遇，你是承受不起的。

那年我去日本，在广岛、大阪、东京几个城市走了一趟，每到一处，都点不完的头，哈不完的腰，十几天下来，几成负担。日本人如此对你只是习惯，别以为你受到了敬重。这样的礼遇就大可不必往心里去。这次我们在哀牢山者东乡的学堂村临走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站在坝子里，苦聪“头人”几句客套话都讲不完整，突然吼了一声，带领全村的人齐刷刷举起右手，向我们行了个军礼！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礼，我们不知所措，自不敢当。

学堂村有好几个寨子，我们去的是“头人”住的寨子。进了寨子以后，我们自由组合走访每家每户。我去的那家主人姓王，30多岁，上有老的，下有小的，一家六口人。经过允许，我进屋一间一间参观了他的家，最先诧异的是没有看到一张床。后来我才知道，苦聪人一代一代都是和衣就地而睡，现在典型的苦聪人家，还沿袭这种风俗。天冷的时候，中间烧一盆炭火，一家人围着炭火躺下，像盛开的花瓣。可惜没能看到这样的景象。

老实说，从屋里出来，我心里很不好受，呆呆地坐在门前的小长凳上。这时主人烧好了茶，用土碗盛满一碗碗端到我们面前。茶是刚摘下的新鲜的茶尖，直接放到锅里煮过之后，一朵一朵在碧绿的水里像刚刚萌发的嫩芽，叶片舒展，漂亮到了极致。那茶，虽然味道有点涩，但喝过之后，解乏提神，清新明目，自是立马见效。主人的小女孩拿了一只破旧的口缸爬上了自家的樱桃树，看准了红的摘了一缸下来，怯怯地送到我们手里，又远远地站在一边，望着我们。我知道他们已经把最好的拿出来招待了。我们喝口茶，吃颗樱桃，真是从来没有过的香甜，只是樱桃我们谁也不愿多吃，尽管我们谁也没说，但都是想给小姑娘留下。离开他们家的时候，我执意塞给了主人200元钱。我知道这点钱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哪怕只给这么一点，我心里也觉得踏实。

从寨子里出来，径直去了学堂村的小学。说是一所小学，其实就只有两间教室，每间教室的土墙上挖出了几个窗的位置，但是没有窗，更没有遮挡，那窗洞的主要功能恐怕主要是解决室内的光线。刚刚是下课的时间，教室里只有几个学生，我走过去坐在一个叫王红明的小男孩的身边，问他任何话都闭口不答，等我刚刚站起来，他居然像小松鼠一样，一溜烟就跑出去了。

在教室最后靠墙的一排位子上，还坐着一个女孩，背后是一壁正在剥落的土墙，她趴在桌子上仰着头，用一双大眼睛望着我们。我一下子就像看到了那幅著名的希望工程的黑白照片，这简直就是第一场景。我情不自禁地走过去坐在她的身旁，我想看她的课本，她递给了我，是小学第三册的《语文》。小女孩在递给我书的时候，我发现了她手里紧紧捏着的铅笔。我敢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让我无法忘记的铅笔，一支正在由学生使用的铅笔。那铅笔长不过一支香烟的过滤嘴，而且两头都已经削过，即使是小孩，也只能用食指和拇指的指尖才能捏住，小女孩就是用这样的铅笔来完成她的作业。这在城里的小孩那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当时什么也不需要再问，也不知该对小女孩说点什么，坐在那里一时间不知怎么才好。站在讲台上的冯秋子此刻按下了相机的快门，把我和小女孩定格在她的镜头里了。对此，我由衷地感谢冯秋子。我已经决定等照片冲洗出来以后，把照片寄给当地转给她，并且只要她继续读书，我都会承担她以后的学费，这不因为别的，我只希望她能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完成学业。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力量是微薄的，但是我们不约而同地从自己兜里掏出了钱，虽然总共只有两三千元，哪怕给孩子们添一点学习用具，我们也感到安慰。可就这么一点点表示握在村长的手里，却是那么有分量，那么有情感。村长就是这里的“头人”，是这里至高无上的人物。他在那里一站，全村的人都到了，仍然是上午接待我们的那一身装束，黑衫黑裤，只是斜挂了一把三弦，他站在孩子们的中间，带着孩子们走到我们面前，先是深深鞠了躬，然后就是我前面谈到过的场面。“头人”并不知道军礼该在什么场合使用，但他知道只有军礼才能表达他们的敬意了。

这在其他场合多少显得有点滑稽的礼节，在哀牢山却显得那么真诚和厚重，让我承受不起，让我们都承受不起。

离开学堂村，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会久久不能释怀。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简介：梁平，生于重庆，先后毕业于重庆师专中文系、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民商法研究生班。现为现为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席，《青年作家》主編、《草堂》诗刊主编。

主要写诗，兼及散文、小说、评论。出版有诗集《拒绝温柔》《梁平诗选》《琥珀色的波兰》《近远近》（波兰语波兰版）《三十年河东》《家谱》《汶川故事》等十部，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曰》，诗歌评论集《阅读的姿势》，长篇小说《朝天门》等。诗歌被译介到美、英法、波兰、保加利亚、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

曾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第二届中华图书特别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四川省文学奖、巴蜀文艺奖金奖等多种奖项。